5.歷史影響的不同

  與上述差異相因果，他們所產生的歷史影響也不盡相同。林則徐的影響不在於其研究水平的高低，而在於他奠定了中國近代西學研究的基礎。如前所述，中國西學自明末清初以來即已發端，並留下了不少漢譯的西洋書籍。不過這些書籍皆是西洋人所譯，或經西洋傳教士口譯，再由中國熱心於西學的知識人筆錄而成。而由中國人自己翻譯西洋書籍則是從林則徐開始的，這在中國西學史上是一個革命性的環節。明末清初時的早期西學因中國人不通西文，因而對於西洋知識的選擇和吸收量的多寡完全是由西方傳教士決定的，這便使得中國西學無法反映西洋世界的最新發展動向，而自林則徐西學始，跨越了這種局限。再有，通觀前述林則徐組織的翻譯事業，報刊自不必說，主要譯書也皆為當時西洋最新出版的著作，這些譯著書刊在相當時期內成為中國西學研究的基本資料。魏源的名著《海國圖志》即是林則徐西學的延續和發展。1841年林則徐遭貶在赴流放地伊犁途中巧遇魏源，遂將他在廣州時收集、翻譯的資料和《四洲志》原稿交與魏源，並托囑魏源進一步搜尋、研究海外資料，以編撰《海國圖志》。[109]魏源自己也曾說：「海國圖志六十卷，何所據？一據前兩廣總督林尚書所譯西夷之四洲志，再據歷代史志及明以來島志，及近日夷圖、夷語。」[110]可見，《海國圖志》所利用的最新資料主要是由林則徐提供的。不僅如此，林則徐的一些主張也被其後人繼承下來。例如，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即是魏源從林則徐繼承而來，並通過《海國圖志》發展並傳播的。林則徐的學生，早期維新思想家馮桂芬「以學問文章受之於文忠最深」[111]，並繼承發展了林則徐「藏富於民」和「造炮禦侮」的主張，明確提出了「求富求強」的口號。晚清官吏中直接繼承林則徐遺志的莫過於左宗棠了，左以林則徐後繼者自許，為完成林則徐未竟之事業，「今我復重來」[112]。洋務運動期間左宗棠在福州創立船政局，製造出西洋式蒸汽船，並在新疆實行屯墾以抵禦沙俄，初步實現了林則徐的遺願。也正因如此，甚至有人認為洋務派是林則徐的繼承者，當然，這種說法還有待於研究。

  林則徐的另一大歷史功績還在於他實為康熙禁教以來「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衝破了「天朝盡善盡美」的中華意識，魏源推崇《四洲志》等譯書，是使世人「始知不披海圖、海志，不知宇宙之大」[113]。如果追溯中國的歷史就會發現，在承認中華民族落後的前提下而學習外國的發想是從林則徐開始的。從此之後，如何了解、學習西方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命題，同時也是貫通中國近代史的一條主線。在中國近代蹣跚的步履中，自魏源開始，經早期改良派、洋務派到資本主義改良派的康梁變法，直至本世紀初期的新文化運動，無一例外地貫穿著學習西方的思想。從這個角度講，如果僅僅停留在將林則徐評價為抵抗外國侵略的民族英雄，勢必會大大降低他在中國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回溯渡邊華山以前的日本洋學史，總體看來主要研究對象是西洋的近代科學，當然，掌握西方近代科學是日本進入近代社會的一個不可逾越的歷史環節。然而，在封建幕藩體制下，近代科學技術是很難充分發揮其應有效率的。也正因如此，渡邊華山開創了以洋學知識批判、並試圖改造日本社會的新的研究領域，將日本的洋學研究推向了新的階段。

  與此同時，渡邊華山「將近代社會輪廓明確地形象化了」[114]。再有，在渡邊華山著作中首次利用的最新西文資料《志略》（1817）、《世界地理辭典》（1821-1826）、《學藝辭典》等，直至幕末始終是日本人研究西洋的主要知識源。[115]可見，華山洋學代表著當時日本洋學研究的最新水平。他對西洋社會原理的研究雖然很難說有直接的繼承人，但是，這種研究西洋的視點已經預示了至幕末維新時期洋學研究的發展方向。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到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出現為止，渡邊華山的西洋觀始終居於高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渡邊華山的思想似乎已超前進入近代思想階段。此外，華山思想對周圍人們的影響也頗值得注意，如果說渡邊華山在世時沒能將自己的思想付諸實踐的話，那麼，其對外交涉原則和海防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深受其影響的幕臣江川英龍得以實現。[116]首先是1842年幕府撤銷了「異國船擊退令」，繼而，起用江川英龍推進軍事改革，而江川的施策貫穿了渡邊華山的海防構想。再對照一下幕末維新時期的日本社會，可以說渡邊華山所期待的變革已逐漸成為現實。

  通過上述兩相對照清晰地顯現出，林則徐的西學還只停留在反侵略的本能反應，學習西方的重點也還僅限於軍事技術和應用外交領域，遠沒有達到渡邊華山那樣深邃的西洋觀。以華山洋學作為參考系便清楚地映照出中國近代西學的先天不足，「中體西用」論即是典型的反映。在這種理論指導下，至十九世紀末，中國學習西洋的範圍基本上被限定在軍事技術和產業技術領域，作為結果，中國人終於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