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西洋研究的積累和動機之差異

  為什麼活動於同一時期的這兩種西洋學會出現上述差異？

  首先追溯一下兩國西洋學史就會發現，十八世紀二十年代是至關重要的歷史關節點。1720年日中兩國的統治者分別發出了內容截然相反的政令。德川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發布「洋書緩禁」令，使洋學信息源源流入日本，包括通過荷蘭商館購入的荷蘭語書籍和由中國輸入的有關西學的漢文書籍。1740年德川吉宗又授命青木昆陽、野呂元丈學習荷蘭語，其後，自杉田玄白翻譯《解體新書》以來，洋學家學習荷蘭語便成為一種傳統，洋學運動在日本驟然興起。反觀中國，明末清初有不少西方傳教士將西洋書籍譯成漢文，早期西學曾一度發達。但是，因清廷與羅馬教廷之間發生「禮儀之爭」，康熙皇帝於1720年明令在中國禁止天主教，由此，西學在中國也隨之衰落。如果說在相對和平的時代這種差異還無關緊要的話，那麼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國際環境下，這種差距所帶來的惡果便暴露無遺了。我們可以從渡邊華山和林則徐的洋學知識來源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在中國，由於西學的中衰，從皇帝到官僚以至知識層對西洋事物以及西洋所發生的變革一無所知，更可悲的是「沿海文武員弁不諳夷情，震於英吉利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103]。在這種背景下，林則徐要研究西洋只得依靠自身的苦心經營，在料理政事的同時，還要利用各種機會購買、搜求西方書刊，「欲系夷情，多方購求」[104]，且須「輾轉購得新聞紙」[105]。由於信息源的限制，林則徐不得不採取「凡以海洋事進者，無不納之，所得夷書，就地翻譯」[106]的做法。此外，當時國內翻譯人材也是鳳毛麟角。林則徐到廣州時，十三行（獨占對外貿易的公行）中雖有華籍通事，但他們只是略知商務知識而已，而林則徐需要的譯員則要具備政治、法律、歷史、軍事、科學技術等諸方面知識，而且對外國語的要求也很高。通過苦心訪求，也僅得四名英語譯員。[107]因而，不得不請西洋人協助審定譯文、翻譯和介紹「夷情」資料。[108]這些翻譯人員與在具有洋學功底的基礎上精通本國和外國文字的日本洋學家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從以上二人的知識源可以了解到渡邊華山是在日本洋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拓寬研究領域，提高研究水平，而林則徐的使命則是奠定中國近代西學的基礎，顯而易見，與渡邊華山相比，林則徐的西學研究要困難得多。

  其次，當時西洋對中日兩國衝擊的力度是大不相同的。日本雖然面臨「北方之警」沙俄的威脅和英國的進逼，但是，終究沒有發展到伯理扣關的階段，渡邊華山有充分的時間從理論上深入了解、研究西洋。換言之，西洋對日本的總攻擊雖然已迫在眉睫，但終究還沒有成為現實。因而，渡邊華山的洋學研究是出於一種強烈的預感，其使命是警世，即向日本的統治者說明世界曠古以來巨大的變動和隨這一變動而即將到來的民族危機，並提出「防其微而杜其漸」的對處原則。換言之，歷史要求渡邊華山以思想家的眼光來分析西洋社會進步的原因，從根本上為日本對付西洋的衝擊尋求理性的出路，從而，產生了渡邊華山以窮理觀為核心的變遷理論。而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經歷過渡邊華山那樣的預感階段，來自英國咄咄逼人的攻勢已然使中國陷於名副其實的深刻的民族危機。嚴酷的現實不容林則徐像渡邊華山那樣做書齋式的研究，而只能急起應戰。林則徐一到廣州便親身感受到，以英國不法商人為首的鴉片走私貿易正使中國步步陷入亡國滅種的危險，同時也親眼看到了船堅炮利的英國海軍。出於直接應對這種民族危局的政治家的責任感，林則徐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是如何擺脫眼前的危局，保國保種。總之，林則徐是為抵抗侵略而被迫研究西洋的，這一點與渡邊華山不同。渡邊華山是通過洋學研究逐漸意識到即將到來的民族危機，而林則徐是危機到來之後才開始認識西洋。很明顯，林則徐的西洋學是以直接抵禦侵略為核心而成立的，因此，其內容除為制定外交策略所需要的知識外，學習西洋先進的軍事技術就被至於首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