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渡邊華山的西洋研究

  參照渡邊華山的洋學研究成果，或許會加深對中日兩國近代史的理解。

  如前所述，渡邊華山真正的蘭學研究是從1832年被舉為家老和海防掛以後才開始的，從這個角度講，在關心西洋的動機上與林則徐是相同的。渡邊華山明確指出：「搜索西洋諸番之事情，實今時之急務」[98]，「不審敵情則無以立兵備之策謀。」（《慎機論》）渡邊華山有關海防的構想集中在其《諸國建地草圖》一文中，和林則徐一樣，渡邊華山充分認識到西方船炮的威力以及日本傳統海防布局和武器的落後，並提出過海防構想圖。此外，渡邊華山對於沙俄的擴張也表示出極大的憂慮，並認為：「魯西亞垂涎日本最久，日本之憂患必在北陲。」（《慎機論》）很明顯二人對西洋關心的重合部分在於海防。然而，這個重合部分幾乎是林則徐西學知識的全部內容，而對渡邊華山來說只占其洋學成果的一部分，或者說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華山洋學的真正價值在其引照歐洲的經驗用以解決日本問題的思想和基於科學分析西洋而形成的具體的世界認識。

  

  高野長英在述及以渡邊華山為首的蠻社形成的最初動機時曾說：「近年凶欠延綿，人心紊亂，故于洋書之中抄尋萬國之國體、政務、人情、世態等。」[99]渡邊華山通過潛心研究，得出結論，認為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在於「物理之精確」，而且「不惟於萬物以圖窮理，且於萬事議論皆專務窮理」（《初稿西洋事情書》）。他還提出西洋富強的根源是「學校之盛行」，即「其政事以養才造士為先」，通過教育「成才成德後，入教院、成學師，施其所學」（《外國事情書》）。渡邊華山基於對西洋尊重實學、因才適用社會原理的憧憬，將當時日本的封建等級制度比作「天下（指將軍）為一大箱，諸侯為小箱，士閉其內，制活物世界於死地」（《退役願書之稿》）的社會棺裹。在對外問題上，他對幕府採取了同樣的批判態度。1837年美國商船摩里遜號為送還日本漂流民和要求締結通商條約駛來日本，幕府決定依照祖法予以武力驅逐。對此，渡邊華山通過分析當時國際形勢，提出了日本應採取的對策。他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內除亞細亞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領地。於亞洲之內，亦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穢」（《再稿西洋事情書》）的局面。對日本來說，「英吉利（華山誤認為摩里遜號為英國商船）求之於我者，如蠅逐膻，驅之而必復來」（《慎機論》）。針對內外形勢和力量對比的現實，渡邊華山認為：「古來唐土御戎之論、我邦之神風不足恃」（《初稿西洋事情書》），並揶揄幕府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見」，主張取消「異國船擊退令」，並提出「因時變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義」（《初稿西洋事情書》）的對處原則。這便引出了華山洋學中，通過分析西洋及內外形勢而得出的「變」的主題。

  我們可以從渡邊華山的洋學論著中，通過與西洋對比而描述日本社會的文脈中整理出其要求變革的一系列願望。即，古來華夷之辨的「井蛙之見」（《慎機論》）要變為「以天下為天下」（《外國事情書》）；「高明空虛之學」（《慎機論》）要變為「萬事議論皆專務窮理」；面對西洋向東亞的攻勢，「唐山御戎之論、我邦神風之說不足恃」，因之「專於內患、不慮外患」（《諸國建地草圖》）的海防體制也要變；「不痛不癢的世界」（《慎機論》）要變為「憂勤國政、內外慎密」（《外國事情書》）之局面。筆者以為，這正是渡邊華山真正的苦心所在，如能達到上述變革，渡邊華山大概就會感到「望外之幸」了。總之，他始終抱定一個「變」的信念，以至於臨終前致好友「極秘永訣」的遺書中，仍念念不忘「數年之後為之一變」（《遺書》）。這裡雖然沒有更具體地說明變什麼、怎樣變，但是，如果通讀上述論述，似乎已無須再做解釋了。

  綜觀上述，可映照出林則徐與渡邊華山研究西洋的不同特點。林則徐的西洋知識直接應用於對外交涉，是制定具體「馭夷」策略的重要參考資料，具有明顯的實用主義傾向，並確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可以說林則徐研究西洋還僅僅局限於直接與中國有關的知識，因此其西洋學視野還不似渡邊華山那樣寬闊、系統，也沒能達到渡邊華山那樣的理論體系。對比之下渡邊華山對西洋各國本質認識的水平遠遠超乎林則徐之上，他是從原理上認識西洋社會的。他認為「萬事窮理」為西洋社會運行的基本原理，觀其文脈，有理由認為他是站在新舊社會的高度來看待西洋社會與東亞及日本社會的，只是沒有使用「近代社會」和「傳統社會」這樣的概念而已。也正因如此，在渡邊華山那裡才出現了相連續的「變」的思想，即西洋社會變了，創出了新的社會原理，日本也要學習西洋，以變應變，從而，在理論上提出了迎接西洋挑戰的總原則。然而，另一方面也應該承認在將西洋知識付諸實踐的領域，是渡邊華山的弱點，他雖然也曾在海防方面傾注過精力，卻是無法與林則徐系統的海防活動相提並論的。正如有日本學者所述：「就其（華山）一般施政而言，幾乎找不到直接將洋學知識直接付諸實踐的證跡。」[100]由此，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暫且可以得出「實踐的則徐」和「理論的華山」這樣的認識。當然，筆者無意否定渡邊華山洋學的實學性質，而且必須承認華山洋學中濃烈的危機意識正是當時日本即將走向近代變革過程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甚至說是不可缺少的認識環節。林則徐雖然也抱有危機意識，但是，那是從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具體危機所感受到的，而不似渡邊華山那樣對西洋深入研究而得到的較清晰的認識。因此，林則徐不可能認識世界發展趨勢，也不可能從東西不同社會原理的高度來理解這種危機的深刻程度。如前所述，林則徐甚至認為只要有一隻近代化的艦隊即可渡過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