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科學革命前沿成果的傳入

  低調評價明清西學的主要證據之一是：耶穌會士因遵守教皇對哥白尼理論的禁令，而有意隱藏「日心說」理論。然而，事實是就在羅馬教廷1616年把《天體運行論》列入禁書目錄以後，傳教士們反而在《崇禎曆書》中介紹了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克卜勒等人的天文學研究成果。以下，簡要列舉傳教士們在《崇禎曆書》中對西方天文學發展動態的介紹。

  關於「日心說」。羅雅谷《五緯歷指》云：「問宗動天[63]之行若何……或曰宗動天非日一周天左旋於地內，挈諸天與俱西也。今在地面以上，見諸星在行，亦非星之本行……如人行船，見岸樹等，不覺己行而覺岸行。地以上人見諸星之西行，理亦如此。是以地之一行，免天上之多行，以地之小周，免天上之大周也。」[64]這裡的「或曰」以下，是指「日心說」理論，其中「行船」與「岸樹」關係的比喻，是「日心說」理論的自我闡釋。顯然，這種論證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因而羅雅谷指出：「然古今諸士，又以為實非正解，蓋地為諸天之心，心如樞軸，定是不動。且在船如見岸行，曷不許在岸者得見船行乎？其所取譬，仍非確證。」[65]有些學者認為，羅雅谷不同意「日心說」理論是傳教士對中國人吸收西方天文學的誤導。筆者卻以為羅雅谷的介紹無可厚非。因為它是事實。在當時，「日心說」雖然處於論據未盡如人意的假說階段，而羅雅谷卻沒有因為自己不同意哥白尼的理論而忽略其說。這正表現了耶穌會士實事求是而又小心嚴謹的科學態度。對「日心說」採取慎重態度的，不只是耶穌會士，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日心說並沒有為當時受過教育的人所樂意接受……只有少數具有非凡洞見的人物，才能預言它的發展前途的可能性。」[66]在歐洲大多數人尚未承認「日心說」的時候，為什麼非要求耶穌會士們接受不盡完善的「日心說」理論呢？

  

  關於木星等行星之衛星。湯若望《曆法西傳》曰：「第谷沒後，望遠鏡出，天象微妙，蓋著於是。有加利勒阿（指伽利略）於三十年前創有新圖，發千古星學之所未發，著書一部。自後名賢繼起，著作轉多，乃知木星旁有小星四，其行甚疾，土星旁亦有小星二，金星有上下弦等象，皆前所未聞……所以星圖記載獨全。」[67]這是伽利略的發現，時在1610年。

  關於銀河之說。湯若望《歷指》曰：「問天漢何物也？曰：古人以天漢非星，不置諸列宿天之上也。意其光與映日之輕雲相類，謂在空中月天之下，為恆清氣而已。今則不然，遠鏡既出，用以仰窺，明見為無數小星。」[68]又云：「天漢邪絡，天體與天異色，昔稱雲漢，疑為白氣者非也。新法測以遠鏡，始知是無算小星攢聚成形，足破從前謬解。」[69]這也是伽利略的發現，時在1611年。

  伽利略的上述重大發現，在當時引起了天文學界的極大轟動。關於木星、火星均有衛星的發現，證明了太陽系中的確有不繞地球旋轉的天體。而銀河系是由無數的小星組成的事實，則進一步擴大了人們對宇宙的研究視野，開拓了天文學研究的廣闊前景，使狹隘的「地球中心說」的經典地位發生動搖。這些在當時的歐洲均屬前沿性的研究觀測成果，來華耶穌會士們將其毫無保留地介紹給中國人。因為這些發現是通過望遠鏡實際觀測所得到的確定的結果，所以，耶穌會士也沒有忘記將作為上述重大發現工具的天文望遠鏡介紹到中國。伽利略製成他的第一架望遠鏡是在1608年。在時隔7年的1615年，陽瑪諾就在其《天問略》中介紹瞭望遠鏡的情況：「近世西洋精於曆法一名士，務測日月星辰奧理……則造創一巧器以助之。持此器觀六十里遠一尺之物，明視之，無異在目前也。持之觀月，則千倍大於常；觀金星，大似月……觀土星，圓似雞卵，兩側繼有兩小星……觀木星其四圍恆有四小星……觀列宿之天，則其中小星更多，稠密，故其體光顯相連若白練然，即今所謂天河者。待此器至中國之日，而後詳言妙用也」[70]。至1622年湯若望便將望遠鏡帶來中國，並於1626年譯《遠鏡說》，詳加解說。及至1629年，便有徐光啟奏報望遠鏡的條陳，「裝修測候七政交食遠鏡三架，用銅鐵木料」[71]。至1634年製成中國第一架望遠鏡[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