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歷史錯位

  如果說至16世紀止的科學史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還不很重要的話，那麼進入17、18世紀，西方科學革命進入高潮。在這種革命力量的催動下，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風行，工業革命在歐洲各國相繼興起，由此大大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面貌，為人類指出了一條不同於以往幾千年文明史發展定規的新方向。同時它也是向全世界提出的嚴峻挑戰，它預示著各古老文明的歷史光彩已成為過去，無論哪個民族，要想使自己不被歷史拋棄，就要正視並積極應對這個新文明的挑戰。迎接這次挑戰的成功與否將決定著非西方各民族近代的命運。而中國恰恰在這個歷史的重要關頭阻絕了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講，中日兩國對西方文化態度的逆轉，正是兩國近代走向不同道路的開始。

  處的位置。短短几十年的禁教政策就使得中國知識界對外部世界變得孤陋寡聞。在這種盲目自大意識籠罩下，「中夏」終於喪失了對外部世界的正確判斷和反應能力，竟把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各國打入「朝貢國」的名冊。中國就是在這種夷狄觀和「華夷秩序」觀念的指導下來迎接西方勢力第二次衝擊的。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政府為打破這種「華夷秩序」，並把中國納入資本主義體系，派使團前來北京。7月英使馬嘎爾尼於大沽登陸，9月謁見乾隆皇帝，獻上了洋槍和當時英國巨艦的模型，之後提出了關於通商的六項要求。就在這前一年，俄國使節拉克斯曼也為要求通商而來到日本。在這次歷史性考驗面前，日中兩國的反應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日本依靠蘭學積累起來的海外知識，通過這次衝擊聽到了歷史的腳步聲，從而作出了積極的反應。幕府老中松平定信親自指派官吏廣泛搜集洋書，以學習四方之「理」，認識到西歐國家秩序與大君（將軍）外交體制（指日本式的「華夷秩序」）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由此產生了民族危機感，斷定為對付歐洲的挑戰就必須加強海防，著手制定具體措施（參閱第三章第三節之「幕府與蘭學」）。而乾隆皇帝面對英國炫耀近代工業技術、武器和試圖打破華夷秩序的雙重挑戰，卻向英王宣示了中國帝國的愚鈍。「天朝撫有四海，珍奇寶物，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賚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朝，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並無需爾國制辦。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款誠，永矢恭順，……共享太平之福。」[49]可見當時清廷對後來置中國於絕境的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麻木到了極點，對英國的外交意圖更是答非所問。在乾隆眼裡，英國是同所有傳統夷狄番邦同等的朝貢國，並沒有察覺到這是西歐衝擊中國的開始，因而懷柔蠻夷以「共享太平」的夢囈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了。由於對外部世界的閉塞，清廷始終沒能捕捉住這次歷史性的機緣。這一紙「堂堂正正」的諭旨實際是在宣告近代中國的厄運。

  如果說對近代文明的孤陋寡聞和反應遲鈍在上述相對和平的時代還無關緊要的話，那麼到了激盪的歷史關頭就成為民族興衰的決定性因素了。及至鴉片戰爭爆發，道光皇帝與群臣不知英吉利在何處。正如當時較開明的清吏姚瑩所言：「吾中國曾無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戈之交，而勝負之數已較然矣。」[50]

  1862年福澤諭吉在倫敦遇到一位叫唐學塤的中國人，二人語及為使東洋富強就必須努力攝取近代西方文化時，唐氏問在日本能讀洋書併兼教他人者有多少，福澤諭吉答約500人，旋即轉問，中國這樣的人才有多少，唐氏沉吟片刻，愧答曰，只有11人。福澤諭吉聞此嘆曰，清國難望進步矣。[51]日本憑著對西方的知識和世界大勢的了解，在伯理叩關時做出了敏銳的反應，順應歷史方向選擇了開國，進而進行了明治維新，較早地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厄運。與日本相比，中國不幸被福澤諭吉言中了。

  由上述可知，日本依靠一個多世紀積累起來的西洋近代文化基礎和健康的世界觀念，在民族興衰的緊要關頭與時俱進，「在主要來自西歐的文明諸要素大量引入日本時，日本已經有了對其可以縱橫自如加以支配的駕駛員」[52]，由此日本終於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相反，中國在這一個多世紀裡積累起來的是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和虛狂自大，且又延宕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因此，清末一般文人政客閉目塞聽，「若問以亞洲之地輿，歐美之政學，張口瞪目，不知何語也」。[53]這種對世界先進文化不屑一顧的無知，使中華民族錯過了歷史機遇，從而不得不經受鴉片戰爭以來屈辱的一個世紀。由此，不得不承認，對近代西方文化的不同反應成為近代中日兩國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造成這種不同結果的還有其他諸多因素，這要留待以後專文論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