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期中日西學的成敗

  在這次挑戰的第一個時期，也即16世紀後期至18世紀前期，中國對以耶穌會為主的西方傳教士以及與之俱來的西方科學文化在中國的傳播，保持了冷靜的態度。

  明末，士大夫階層出現了以徐光啟（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等人為首的西學重鎮，對西方的科學技術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徐光啟在《泰西水法·序》中，針對當時封建「碩學」們將科學技術視為末業的傳統認識，指出傳教士們的學問中「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凡世間世外，萬事萬物之理，叩之無不河懸響答，絲分理解；推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說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窮理之中，又復旁出一種象術之學，大者為曆法，為律呂；至其他有形有質之物，有度有數之事，無不賴以為用，用之無不盡巧極妙者」。[1]簡而言之，他認為西方科學的特徵是「重實證、求實用」。徐光啟本著「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求知精神與利瑪竇合作，於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譯成《幾何原本》前六卷，這在當時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徐光啟不但是系統介紹西方科學的先覺者，同時也是中國人運用西方科學方法之先驅，體現了那個時代不可多得的科學精神。他力倡經世致用，為總結民間農業生產經驗，「布衣徒步」，「廣資博訊，遇一人輒問，至一地輒問，問則隨聞隨筆，一事一物，必講求精研，不窮其極不已」[2]。曠世名著《農政全書》即是上述以科學精神為基礎的經世致用的典範。[3]徐光啟不但對西方科學知識身體力行，而且細心揣摩，在較為深層的方法論方面，逐漸接近西方科學的核心。他察覺到西方科學以形式邏輯為指導的定理化的方法，並認為這正是中國科學中所缺少的思維方式。他指出：中西數學的差異不在「法」而在「義」，西方之「義」是以《幾何原本》為代表的演繹邏輯體系，即它「能傳其義也」[4]。他希望通過「由數達理」的途徑，使中國科學走向更高的層次。這也正是徐光啟要把《幾何原本》介紹給中國人的原因。

  正是沿著這一思路，李之藻幫助傅凡際（Francisus Furtado，1587—1653）翻譯了介紹西方邏輯學著作的《名理探》。李天經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世乃侈譚虛無，詫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其去真實之大道，不亦遠乎。西儒傅先生復衍名理探……推論為梯。讀之其旨似奧，而味之其理皆真，誠也格物窮理之大本原哉。」[5]愛因斯坦曾把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體現在歐幾里得的幾何學中）和通過系統的實驗找出因果關係的方法，看作是西方科學發展的兩個偉大的基礎[6]，而當時部分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重視形式邏輯的「由數達理」的思維方法，換言之當時中國士大夫階層中的西學派開始接近西方科學的思想核心。

  李之藻是明末西學的又一員驍將，一生參與翻譯的西方科學技術書籍，總計達三四十種，內容涉及數學、天文、曆法、水利等領域，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寰有詮》《名理探》等。李之藻還熱心編輯刊印他人的著作，其中以1682年刻印的西學叢書《天學初函》影響最大。該叢書共輯錄了西學書籍20種，分為理編和器編兩大部類，而器編皆為科學書籍。（見下表）李之藻積極學習、傳播西方科學，表現了當時中國知識界探求進步的開放精神。《天學初函》為中國科學技術領域增加了新的養分，尤其是《職方外紀》，「言五大洲各國之風土，民情，氣候名勝等等……並刻有萬國輿圖，北輿地圖、南輿地圖。是書在明末，當然為地輿學之一種新知識，足以糾正中國古人天圓地方之許多謬見」。[7]

  《四庫全書》收錄《天學初函》各書之概要

  從上表可以看到，器編各書皆被《四庫全書》編纂者全文收錄。另外，理編中的《職方外紀》實際上是講述世界地理的書籍，對此編纂者沒有忘記將其全文照錄。《四庫全書》對《天學初函》各書的處理，充分說明了中國人對西方科學技術的重視。雖然對天主教書籍不感興趣，但還是將其列入存目以備一說，這也足以反映了中國人對天主教的寬容大度。《天學初函》之外，收錄於《四庫全書》的還有利瑪竇的《乾坤體義》、南懷仁的《坤輿圖說》、鄧玉函與王征合作的《遠西奇器圖說》等諸多科技類作品。

  在明末西學的影響下，清初天文學、數學有了長足的發展，其中王錫闡（1628-1682）、梅文鼎（1633-1721）可謂佼佼者。「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各造其極。」[8]他們主張「去中西之見」，「務集眾長以觀其會通，毋拘名目而取其精粹」，「法有可采，何論東西，理所當明，何分新舊」。[9]但是他們並非盲從西法，而是以「考證古法之誤，而存其是，擇取西說之長，而去其短」[10]，作為他們對中西學問作出判斷的基本態度。

  士大夫如此，明末清初，萬曆、崇禎、順治、康熙各朝，也對傳教士的正常傳教活動採取了開明政策，同時通過傳教士積極地攝取西方科學文化，表現出一種名副其實的「天國氣度」。利瑪竇去世後，萬曆皇帝特賜與墓地。當時有人向禮部尚書葉向高提出異議說：「自古外人來我中國，未有欽賜葬地者，何獨厚利瑪竇？」葉答曰：「他且勿論，只觀其所著《幾何原本》一書，發古人之未發，功在萬世，僅此一事，即當欽賜葬地。」[11]由此可見當時知識界對該書的重視，同時也說明當時皇帝及士大夫階層尊重先進外來文化，虛心向上的求實精神。清朝入關後，也十分重視傳教士在科學技術上的特長。因推崇湯若望於天文曆法領域的成就，任命其為欽天監監正。順治帝更呼湯氏為「瑪法」（滿語：師父之意），認為中國歷代歷家「實不及爾（湯若望）」[12]，並時常召其至禁殿詢問關於天象或朝政等問題，並親臨其邸，僅1656-1657兩年間就有24次之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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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更是尊重西方科學的一代帝王，在位的60年間，對西方傳教士基本上採取的是寬容、利用的政策。欽天監案的結局具體表現出康熙注重實學的理智態度。1664年楊光先基於「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洋人」[14]的觀念，以「曆法荒謬」「謀反」等罪名參劾湯若望、南懷仁等傳教士，一時興起欽天監大獄，拘捕傳教士，判湯若望死刑。然而楊光先制歷不利，康熙親政後於七年（1668）命楊光先與南懷仁同測正午日影，結果楊氏所測不驗，而南懷仁的推算則不差分毫。楊光先仍揚言：「中國乃堯舜之歷，安可去堯舜之聖君而採用天主教歷？若用西洋歷，必至短促國祚，不利子孫。」[15]在科學面前，康熙做出明斷，革去楊光先欽天監監正職務，以南懷仁為欽天監監正，並開釋所有在拘傳教士。

  康熙自己也對諸如天文歷算、物理、醫學、地理、測量等西方科學頗感興趣，對傳教士中「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被召至蒙養齋」[16]，並「幾暇格物……為古今所未覯」。[17]康熙曾長期隨傳教士學習上述各門學科，而且「每次上課，他幾乎沒有一回不稱讚歐洲科學的……對歐洲科學和向他施教的傳教士讚不絕口」。[18]據法國傳教士白晉記述：「皇上每天都和我們在一起達一兩個小時。皇上親自向我們垂詢有關西洋科學、西歐各國的風俗和傳聞以及其他各種問題。」[19]康熙對法國的科學文化尤為贊慕，他使用法國製造的工藝品，仿照法國科學院在宮中設立學藝院。日本學者後藤末雄在其《中國思想西漸法蘭西》一書中，饒有興趣地指出：「從這些事實看，康熙皇帝顯然是位具有法國趣味的帝王。」[20]

  由於皇室對西學的推崇，這一時期引入了西方的天文、曆法、數學、地理、地圖測繪、物理、機械、醫學等各門科學，以及建築、繪畫、音樂等西洋藝術[21]。據王韜《泰西著述考》統計，僅1552-1674年間，傳教士用漢文介紹西洋知識的著作，就有211種[22]。另據梁啓超《西學書目表》收錄，這一時期翻譯西書達86種（不含宗教類）。此外，自1644年湯若望任欽天監監正直到1805年有11名傳教士擔任欽天監監正一職，在這160年的時間裡，傳教士幾乎壟斷了這一職務[23]。可見，即使在禁教以後，精通天文曆法的傳教士仍然受到朝廷的重用。當然這時傳入的西方科學技術尚屬近代科學以前的體系，而且也還只限於士大夫階層，但它終究為中國帶來了可供吸取的新的科學知識來源。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使中國對外部世界保持了一定限度的了解，防止了盲目自大的愚妄意識的滋生。

  在這一歷史時段里，日本卻沒有中國那麼幸運。由於當時日本歷史環境的原因，自1543年耶穌會士來日本傳教至1639年德川幕府徹底驅逐傳教士的近一個世紀，是日本歷史上的「天主教時代」，而西方的科學技術僅僅是作為副產品而存在的。

  1467年開始的應仁之亂將日本推入了長達一個世紀的戰國混亂之中，使日本陷入文化虛脫狀態。值此日本文化的灰色時期，1549年天主教耶穌會來日本傳教，將異質的天主教文化傳入日本列島，並強烈地吸引著處於文化飢餓狀態下的日本人。日本人對天主教趨之若鶩，信徒人數直線上升，一般估算，最多時達七十五萬人[24]，而且波及從大名以至乞丐的各個社會階層。在這一時期的日本，也曾經接受了一些隨傳教活動而夾帶進日本的西方科學知識，諸如醫學、天文學等領域，但是就其規模和對當時知識界的影響，是無法與同期中國相比的。當然，另一方面它對後來日本的蘭學發展起到了承前啟後的歷史作用。

  這一時期傳教士們帶來的西方文化中，表現為正價值的是科學技術，而他們的宗教觀念總的看來還停留在保守的中世紀。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皇帝因「禮儀之爭」而禁止天主教，其間雖發生過南京教案和欽天監教案，但後來都予以平反，總的說來傳教士基本上受到了公正的待遇。然而即使是在康熙年間寬容的氣氛下，在數倍於日本人口的中國，信徒人數也僅有16萬餘人（1664）[25]，相當於日本天主教時代繁榮期75萬信徒的22%。但是當時中國對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學技術的興趣卻遠遠超過了日本。綜觀這一時期中日兩國對西方文化的取向是不同的，即日本是宗教的，中國是世俗的；日本注重貿易利益，中國憧憬科學價值；傳入日本的西方科學科技只是副產品，而在中國，西方科學是攝取的主要對象。正如德富穌峰所言：「在當時日本的耶穌教信徒中，能夠達到像李之藻翻譯《西學凡》那樣學力的人，一位也沒有。」[26]在日本隨著嚴酷的禁教政策，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南蠻文化也隨之夭亡。在中國雖也有過排耶之舉，但從未走到日本那樣的極端，而且也鮮少涉及科學技術領域。

  由此，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這第一期與西方文化的接觸中，中國成功地完成了歷史的答卷，相比之下日本則收穫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