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民主政治文化理念

  在上述社會大環境之下，人們被壓抑日久的思想突然爆發，大正時代可以說是「主義」盛行的時代。德謨克拉西是大正文化的基礎，而自由主義又是大正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支撐。按照日本學者的話說：「『大正自由主義』……是德謨克拉西德精神的核心。」[6]顧名思義，對於個人來說，自由就是排除來自外部的壓制，自己決定自己的信仰、言論等思想行為。

  自由主義思想支撐下的社會民主運動在明治時代的自由民權運動中已經顯現出來，但那時只限於在政爭中下野的政治家和極少數思想精英們的「演劇」，因而在從武士變身形成的「有司專政」的藩閥政府的強力利誘和鎮壓下偃旗息鼓。而大正時代，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日漸羽翼豐滿，資產階級開始形成一股獨立的社會政治力量，他們結成政黨，並吸引著普通民眾、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農民等，興起了反對專制政治的社會民主運動。

  大正時代之初，從明治時代承受了種種社會危機：「大逆事件」顯露出的政治危機、東京市電六千人的大罷工反映了民眾生活的困窘。在對外方面，因吞併朝鮮而招致朝鮮獨立運動的抵抗；又因辛亥革命日本趁火打劫出兵中國，為此軍部要求增設兩個師團。對此，政府和資產階級為保證與其他帝國主義在經濟競爭中的優勢，反對為軍備擴張而增稅，並向政黨捐資以遏制軍部的專橫。對此，軍方抬出軍閥巨頭桂太郎出面組閣，從而進一步刺激了反對之聲。第三次桂內閣試圖解散反對軍部的議會，但民眾示威聲援議會，甚至襲擊支持桂內閣的報社，焚毀警署、崗樓等，「倒桂運動」波及京都、大阪、神戶、廣島等重要城市。雖有大正天皇通過詔敕制止政爭，但短命的第三次桂內閣（1912年12月21日—1913年2月11日）最終仍沒能逃脫總辭職的結局。這是首次以民眾的力量倒閣成功，意義重大，它宣告了僅僅依靠天皇的權威而沒有議會為基礎的政府終難一手遮天，也顯示了民眾政治熱情的能量，這是日本近代史上值得特書的一筆，也預示了大正時代社會文化的前景。

  民主勢力和民眾與軍閥政治幾經較量，結果於1915年成立了以陸軍大將寺內正毅為首相的內閣，重新建立起軍閥專制政治。作為對專制政治的抵制，以民本主義為旗幟，營造了大正民主文化的社會氛圍。

  大正民主運動包括了以兩次擁護憲政運動（1913年和1924年）為線索的一系列政治運動。與藩閥軍閥官僚勢力對抗的除政黨勢力之外，還聚集了實業家、學者、新聞界人士和一般民眾。它不僅僅是一場政治運動，還對大正社會文化產生了諸多影響。早在日俄戰爭結束後不久，民眾就曾經因為不滿日俄條約而進行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反政府運動，但後來逐漸演變為反對專制、支持民主政治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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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正時期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主義思想中，美濃部達吉和吉野作造可稱雙璧。

  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美濃部達吉（1873—1948）是位法學者，曾留學德國海德堡大學和英法等國。主要著作有：《國法學》《日本國法學》《憲法及憲法史研究》等。美濃部達吉的著名理論就是「天皇機關說」，主張主權與治權的分離。主權屬於國家所有，而治權則是天皇監督行使。天皇是國家的最高機關，但要受到國家組織和憲法的制約，而且憲法要朝著更加理性的方向改變，即要逐漸建立對國家負責的政府和大眾參與的政治。

  1912年美濃部出版《憲法講話》，在提倡「天皇機關說」的同時，批判穗積八束一派的國家主義憲法學說是：「借國體論鼓吹專制思想，壓制國民之權利，要求國民絕對服從，在立憲政治掩飾之下，其實是要實行專制政治。」[7]美濃部達吉的理論招致了擔當東京大學憲法講座的穗積八束及其弟子上衫慎吉一派的猛烈攻擊[8]。先是上衫慎吉在《太陽》雜誌上發表文章用「神權主義天皇觀」對美濃部進行頗帶政治性的攻擊，指責美濃部的「天皇機關說」是無視國體、排除萬世一系天皇統治的異端邪說。美濃部也在《太陽》上發文回應，闡述了「天皇機關說」的大要，即：日本的主權屬於在法律上具有人格（法人）的國家這一團體，天皇是作為國家的最高行政機關而行使權力，因而國家權力的主體是國家而不是君主。由此，否定了「天皇主權說」，為後來的政黨政治奠定了理論基礎。

  雙方的論戰結果是「天皇機關說」得到了普遍的認可，成為當時的主流學說，上衫慎吉敗北。穗積八束在給加藤弘之的信中承認：「目前反對『天皇機關說』者，除閣下之外，只有本人和上衫了。」[9]美濃部的著作在日本流傳廣、影響大，被作為憲法課程的指定教材。也許是歷史的巧合，大正元年是這場爭論的一個新的起點，即美濃部的《憲法講話》成書和穗積八束的去世，恰巧都在這一年，這似乎也寓意著大正時代思想糾偏的新趨向（1935年他的「天皇機關說」被指控為對天皇的不敬，美濃部最終被迫辭去貴族院議員職務，形同軟禁，即便如此也還是遭遇右翼行刺，他的著述也遭明令禁止出售）。

  如果說美濃部達吉是在運用法學理論抑制天皇專制主義統治，那麼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吉野作造（1878—1933）就是在以他的民本主義宣傳廣義的民主原則。吉野作造對明治時代國家中心主義造成的國家強大化和個人矮小化的兩個極端的現狀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並認為真正偉大的國家，作為個人的國民也必須是偉大的，這可以視為吉野民本主義思想體系的基石。吉野於1916年在《中央公論》上發表長篇論文《從憲政本意之解說論其有始有終之途徑》，倡導民本主義，批判軍閥官僚獨裁政治，為德謨克拉西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吉野提出：「作為國家根本法則的憲法，必須包含三項規定，即保障人民權利、三權分立主義、民選議院制度。」[10]民本主義原理在於，大凡近代國家無論主權在君還是在民，政治的目的都應該是為民眾謀求利益和幸福，政策的決定也應遵從民意。民本主義的目標是，「政治必須依據一般民眾的意志而實施」[11]。具體而言則主張給予普通民眾廣泛參政權的普選權，並主張必須將民意代表機關的議會作為政治基石。為此就要建立政黨內閣制和普選制，使議會變為國家政治的中心。民本主義順應時代的潮流，深得資產階級和市民階層擁護。吉野還呼籲放棄窮兵黷武的對外侵略政策，並指出：富國強兵的口號將被「人類文化的進步向上」替代，「把『富國強兵』作為國家生活唯一理想的時代已經終結」[12]，從而將國家的地位相對化。

  1918年9月政友會總裁原敬組成日本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黨內閣，日本政治生活充滿革新風氣，普選運動民眾化，工會組織激增。吉野作造於1918年11月24日出席在東京神田南明俱樂部舉行的一次演講會，成為新時代的寵兒，德謨克拉西也達到高潮。學生和市民群眾簇擁著吉野乘坐的轎車高呼「吉野博士萬歲」「德謨克拉西萬歲」。同年12月以吉野作造、福田德三、麻生久等人為核心，包括新渡戶稻造、大山郁夫、朝永三十郎、三宅雪嶺、森戶辰男等在內的23位大學教授和輿論界人士結成「黎明會」，之後桑木嚴翼、阿部次郎、左右田喜一郎等大正哲學界重鎮也紛紛入會。他們慶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認為這次戰爭「是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民本主義對專制主義、保守主義、軍國主義的戰爭，今後全世界的國民依賴於此光輝的捷報與和平，開始具有了邁入文明生活的希望」[13]。他們提出三大綱領：1、從學理上闡明日本國家之本，發揮日本在世界人文發達中之使命；2、撲滅逆世界大勢而行的頑固思想；3、順應戰後世界之新趨勢，促進國民生活的安定和充實。[14]黎明會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時代的新思想，可謂當時日本思想前沿，也順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民主主義潮流。

  然而，大正德謨克拉西，尤其是吉野所主張的民本主義有一個無法調和的悖論。民本主義，實際上是西文democracy（德謨克拉西，民主主義）的譯語。之所以譯作民本主義，是有意區別於主張提倡「主權在民」的西洋的民主主義，以避免與天皇制的日本國體發生正面衝突。由此也可窺見，在強固的君主制度下，很難提出徹底的民主主義主張，因而吉野的民本主義的最終目標邊界，也只能設定在擴大選舉權範圍、尊重民意等不觸動天皇制的要求。不敢觸動日本天皇制國體，成為民本主義思想運動的致命傷。再有，大正政治民主運動雖然重新點燃了明治時代熄滅的自由民權思想，但它推動的政黨政治的支持者主要是資產階級和城市知識分子。雖然也有廣泛的民眾背景，但民眾並沒有被有效地組織起來，因而所擔當的角色也不過是輿論工具。上述弱點就註定了這場運動不可能實現主權在民的真正健康的議會民主政治。

  民本主義思想受到局限，但畢竟對元老、藩閥、軍部等專制勢力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得到了因財產限制而被剝奪選舉權的廣大民眾的支持，民本主義思想也成為議會辯論中批評專制主義時頻繁使用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