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選擇的癥結

  明治時代在封建文化的基礎上，引入了西洋近代文化，從而形成了半日本半西洋、半傳統半近代、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明治文化，成為繼古代以中國文化為主色調的奈良文化、以本土化成熟為標誌的江戶文化之後，又一個具有明顯文化特色的時代。明治時代全程45年，社會變動之劇烈史無前例，其間文化現象更是紛繁陸離，既有通過攝取西洋文化而實現的跳躍性的文化進步，也有對傳統文化的揚棄，更不乏傳統文化與西洋文化的融合與衝突。明治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次大重組，其間既有光輝和昏暗，也有彌足珍貴的經驗與令人扼腕的教訓。明治文化的歷程，從正反兩個向度為人類如何對待自身傳統和外來文化留下了一個不可多得的歷史標本。

  從古至今，日本文化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依賴外來文化而支撐自身文化的延續和進步。明治時代之前，外來文化主要是漢文化以及經過漢化的佛教文化。明治初期，日本開始如饑似渴地吸吮西洋文化的乳汁，西洋文化也成為日本文化構成中至關重要的成分。可以說在19世紀後半，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像日本那樣主動地大規模引進西洋文化。然而，當時的日本對西洋文化究竟理解到怎樣的程度？到底真正消化了多少西洋文化？西洋的近代精神和社會原理在明治日本實現了嗎？

  明治時期，西洋文化在日本的社會經歷表現為兩條平行線，其中的一條線是西洋文化與日本文化的自然接觸，在另一條線上則是由明治政府人為地篩選、拋棄甚至是扼殺西洋文化。但是平行的兩條路徑卻並不平衡，最終要由高度集權的國家來為各類西洋文化因素定性，決定它們在日本的命運。所以，明治時代並不是無限制地隨意進口西洋文化的所有產品，明治政府對那些可能危及到自身權力的西洋文化並不寬容。到明治中期，政府開始大力引進以集權政治統治為內核的「德國精神」，以替代明治初年風行日本的英美自由民主主義思想。

  必須承認，明治維新為學習西洋文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這是因為明治政府要員們曾親身感受到西洋國家利用他們的文明和文化優勢，將日本逼到了淪為殖民地的邊緣。日本要脫離這種險境，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學習西洋以維護國家的獨立。換言之，學習西洋是為了避免淪為殖民地的厄運。站在這個角度，就可以理解明治政府對西洋文化的不同領域所採取的不同態度，以及不同時期對西方文化的不同待遇。雖然明治初年政府曾大力宣揚文明開化，但最終並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近代民主國家，而是選擇了君主立憲政體下的天皇絕對統治的國體，這種選擇已經明確宣布了明治政府對西方近代社會文化理念的態度。

  明治政府的文明開化政策，與「殖產興業」一樣，是作為「富國強兵」的配套政策而提出的，因而多停留在一些表層，而且一旦脫離「富國強兵」的主線，進步的文化也會遭受無情的打擊。淺薄的官方「鹿鳴館開化」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而自下而上的民權運動則遭到扼殺。民權運動雖然促進了憲法的頒布和國會的召開，然而這不過是以近代形式的憲法確保了天皇專制政治的合法性，作為民主政治象徵的議會，反而粉飾了專制，而試圖要求民主政治和人權自由者則屢遭鎮壓。

  專制政府的對方是服從的民眾。明治維新雖然打破了封建的等級身份制度，但同時卻保留和「光大」了盲從的習性，並使之向奴性化發展。早在19和20世紀之交就有週遊遠東地區的美國實業家指出了作為近代社會的日本人的重大缺陷，「日本人是非人格的，所謂非人格意味著缺乏個性，沒有自我觀念」[1]。這種觀點的根據就是，明治時代日本人把忠君愛國作為最根本的德目。這種判斷確實道出了明治日本人的文化癥結，日本人的「非人格性」保證了天皇專制的「精神源泉」，使近代西洋文化理念難以撼動原始迷信的「神皇觀念」。雖然明治前期就傳入了徹底否定神創論的生物進化論，然而卻絲毫沒有撼動《古事記》天皇祖神開天闢地，並生出天皇始祖的神創論的迷信，反而將社會進化論的優勝劣汰改造成為「神國」優越的極端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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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政府移植西洋君主立憲政體，非但沒有促進民主化，反而強化了專制天皇制，《軍人敕諭》《教育敕語》就是這種政治的文化反映。在國家權力的誘導下，奴化的忠君愛國思想急劇升溫，極端的國家主義迅速膨脹。在強化專制權力優先的原則下，個人的自由和文化個性被窒息，作為西方近代文化最根本原則的民主自由思想，在日本還沒有形成一種社會認同，便偃旗息鼓了。這是明治文化的致命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