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跛行的代價

  從表象上看明治文化是東洋與西洋、傳統與近代的兩元並存，呈現著日本文化自古以來的混血型特徵。但是，表面華麗時髦的明治文化，在深層卻進行著激烈的文化碰撞，這種碰撞既促生了一些文化領域的更新換代，也造成了日本文化整體的失衡、迷離和衝突。文化的不平衡又造成了諸多社會矛盾，諸如：城市與農村的矛盾、經濟與政治的矛盾、進步與保守的矛盾等等。這種矛盾蹣跚到昭和前期，終於導致了文化矛盾的裂變，結果是徹底否定了明治以來對西洋文化的崇拜，以至於以歐美國家為敵，徹底退回到文明開化前的日本。

  御製的「皇國文化」造成了明治時代的文化跛行現象，而文化的跛行，勢必造成日本現代化道路整體的跛行。通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到明治末年日本已經發展成與歐美比肩的強國，尤其是日俄戰爭大大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歐美人更把日本看作是東方的明星國家。然而，就文化層面而言，愚昧的忠君愛國思想和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對外擴張論、近代「偽武士道」等反動和倒退的思想文化全面泛濫，而這些失去理性的狂亂被冠名為極富感染力的「愛國心」「明治精神」「大和魂」，成為官方規制日本文化的主基調。

  明治時代日本人的愛國心是炙熱的，頗有獻身精神，尤其是明治後半日本社會與其說是以個人為基本單位，莫如說全體日本人是一個單位，國家、皇室、故鄉、家族、個人結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即便是自由民權運動也不曾觸及皇室和皇國的權威，而只是反對藩閥專制。「及至民權派反對的目標藩閥專制消失，一些民權『壯士』也只存愛國心，多形成反動的國粹主義團體。」[2]這種愛國心肯定曾經為明治現代化進程做出過不可替代的貢獻，然而它的負面影響也是非常可悲的。明治人只考慮日本的問題，祖國就是他們的最高價值，為祖國獻身就是最高的美德，而從不考慮人類的普遍價值，更缺少最基本的是非觀念。因此，造成了日本人價值判斷的狹隘性，致使愛國心發展到「舉國一致」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正如有西方學者所言：「愛國主義與偏愛故鄉的情結如出一轍，它表現為輕視其他的民族，所以它偏離了真理的軌跡……其目的有時就是傷害其他人。」[3]正是「愛國心」的無限膨脹把日本送上了戰爭的不歸路，險些亡國滅種。

  在明治時代對神聖天皇的崇拜成為「民族集體意識」。這是一種單向的奉獻，是由天皇和政府強加給日本民眾的迷信，它的危害在於，崇拜天皇的「集體意識」使日本民眾變成唯天皇馬首是瞻的「集體無意識」，這是日本文化史上一個最可悲的時代。這種文化的非理性支配著自明治時代到戰敗為止日本文化的走向，成為阻礙日本文化發展的無法掙脫的桎梏。

  還應注意一個問題，按照文化發展的一般路徑，在文化進化的同時，還伴隨著落後文化的退化過程，這就是所謂文化的棄舊圖新。而明治日本則是進化過快，來不及消化吸收，而退化的過程又很緩慢，甚至一些文化糟粕捲土重來，以至於阻斷了文化進化的進程。就明治文化而言，既曾有過史無前例的「維新」，也確實發生了世所罕見的「復古」；既有促動日本社會飛速進步的精華，也有誘導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糟粕。由此，形成了一個典型的文明進步與文化倒退，或者叫做物質進步與精神倒退的怪圈。對於明治日本超速西化所造成的不良反應，夏目漱石做過分析：不間斷地攝入高度發達的先進文化的結果，形成了強壓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日本文化發展的不自然，大多數日本人對此難以忍耐，造成了神經衰弱。這大概很符合明治知識分子的共同感受。[4]

  文明與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新文化進化與舊文化退化的不平衡，最終以戰敗葬送了明治以來曾令全世界傾慕的日本現代化的驕人成果。有日本學者機智地指出：「今天讀起明治以來的書籍，無論如何也看不懂……日本人八九十年間流淌的汗水，都是為了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的投降而工作。」[5]

  如果用一句話為明治時代做宏觀上的定性，可以表述為：最前沿之西方文明與最原始之天皇崇拜的「二位一體」。前者成就了日本工業化的順利進行，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近代文明；後者培養了日本人的愚昧於盲從，並因此將自己創造的近代文明幾乎消耗殆盡。明治日本的現代化道路和對外侵略擴張的歷史向世人昭示了跛行現代化道路的慘痛教訓。文明與文化的悖論、維新與復古的倒錯，這是明治文化為人們留下的值得反覆思考的命題。

  

  （本篇原載《日本近現代文化史》）

  【注釋】

  [1]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1》，洋洋社1955年，第711—712頁。

  [2] 竹山道雄：《明治精神的變化》，新潮社1960年，第15頁。

  [3]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金壽福譯：《關於世界歷史問題的思考》，載陳恆、耿相新主編：《新史學第四輯·新文化史》，大象出版社2005年。

  [4] 兒玉幸多：《圖說日本文化史大系11》，第38頁。

  [5] 日本文化論壇編：《日本文化的傳統與變遷》，新潮社1958年，第1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