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東西融合的哲學 1.對西洋哲學的選擇

  西周是明治時代哲學的啟蒙學者，人稱「近代日本哲學之父」。西周早在幕末蕃書調所任教時代就已經了解到西洋哲學，但那時對西洋哲學（Philosophy）理解尚淺，因而只能將其音譯為ヒロソフル（Hirosofuru）。1863年到荷蘭留學時期，西周已經開始在書信中使用「哲學」一詞了，及至《百一新論》出版，將Philosophy一詞正式譯名為哲學。此外，諸如：主觀、客觀、歸納、演繹、現象、實在等諸多哲學概念也是由西周譯定的。西周的另一大學術貢獻是對哲學作了如下分類：致知學（邏輯學）、性理學（心理學）、理體學（本體論）、名教學（倫理學）、政理學（政治學）、佳趣學（美學）和哲學史。從上述對西方哲學諸多概念的譯名和哲學所轄分科名稱，明顯反映出在移植西方哲學過程中的東西文化融合的印記，即日本人通過傳統中國思想完成了對西方概念的理解，而且西周譯定的哲學詞彙大多被中國人所接受。這種整合不同文化間不同概念的複雜方式在人類文化交流融合史上可謂一奇特景觀。

  西周在荷蘭留學期間主要受到約翰·穆勒的功利主義和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並將這種思想傳播到日本，成為明治前期影響較大的西方哲學思想的主要流派。西周秉承實證主義「哲學乃科學之科學」

  的論斷，提出「哲學者，百學之學也」[27]的觀點，將哲學置於統轄諸多學科的至高位置。西周強調觀察、實驗才是人類知識的基礎，不考慮主觀經驗之外存在的世界。鑑於此，西周認為實證主義以外的其他西洋諸家哲學派別是「無形理學」，因而加以排斥。毋庸置疑，對於百業待興的明治前期的國家目標而言，功利和實證是再適合不過的思想了。關於這些內容已經在明治啟蒙思想中接觸過的福澤諭吉等人的呼號中得到理解。然而明治後期，德國唯心主義哲學開始逐漸取代前期英法的功利和實證哲學，這也反映了明治後期反西化運動的民族主義盛行的社會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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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西周早在《人生三寶說》（1875年）中就曾提到過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但西周並非康德的崇拜者。最初真正把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傳入日本的是菲諾羅薩，他在講授穆勒和斯賓塞思想的同時，講解了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等人的哲學思想。根據井上哲次郎的回憶：菲諾羅薩的哲學講義是以進化論為主線的，生物進化依據達爾文的理論，精神進化則取自黑格爾，將兩者融於一體來解釋人體和精神的進化過程[28]。然而，日本似乎並沒有完全接受菲諾羅薩的體系，而是將德國觀念論哲學置於主流地位。由於菲諾羅薩鍾情於日本美術而興趣轉移，之後英國人庫貝爾於1879—1881在日本大學專門講授康德哲學。又有竹越與三郎於1884年編譯出版《獨逸哲學英華》，簡要概述了德國哲學的情況。1886年中江兆民著《理學鉤玄》[29]也用相當篇幅介紹了康德等德國哲學。直到德國學者布希（Ludwig Busse）1887—1892年來東京大學任教鼓吹德國哲學，才開始系統地將德國觀念論哲學移植到日本，並占據了主流地位，造成日本哲學界一次轉變。

  明治後期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之所以上升為主流地位，是與當時政治動向和社會思潮密不可分的。從政治形勢看，此時的日本為建立不容動搖的天皇崇拜，亟需有利於帝國的「精神哲學」。從社會思潮看，日本主義開始反擊全盤西化思想，並且呼聲日漸高漲。尤其是國粹主義開始盛行，政教社和他們的雜誌《日本人》，開始從學術角度反思明治前期為西洋文化馬首是瞻的偏頗現象，呼籲保留和弘揚包括傳統道德在內的東洋文化。應該說政教社同仁的論題有相當的合理部分，而且也並非全盤否定西洋文化。但是，國粹主義之風客觀上引領了日本主義的潮流。在這種狀況下，日本似乎不再需要功利和實證思想，因而轉向注重觀念的德國哲學。

  東京大學畢業的井上哲次郎1880年登上母校講堂，成為哲學教授，由此開始出現「講壇哲學」。井上雖然對儒學、佛教、武士道等東洋哲學思想多有論及，但其專業是德國哲學，以其《現象即實在論》論述形上學問題，把德國哲學推向主流位置。這是與啟蒙哲學思想家們完全不同的「學院派哲學」，井上本人也被稱為日本「學院哲學之父」。

  然而，井上哲次郎是具有濃烈政治傾向的御用學者，1891年著《敕語衍義》，對前一年公布的《教育敕語》作了全面的解釋，簡而言之就是要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家族主義的國家觀和國體論，以及與此相呼應的忠孝道德倫理。作為官方學者井上的議論是一個明確的信號，宣布了明治前期本來就先天不足的近代民主思想在日本的終結，不少文人學者也開始論證日本主義的合理性。可以說，這也是明治以來思想變化的一個宿命的歸結。作為「學院派」哲學代表的井上哲次郎藉助德國觀念論哲學，形成了他的唯心主義哲學。尤其是在倫理學領域，井上哲次郎的《敕語衍義》《國民道德概論》等著述，確立了適應天皇制國家主義的「道德論」，其影響延及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期。

  大西祝（1864—1900）可謂明治哲學史上的一名驍將，被稱為「日本的康德」。他雖曾在東京大學受教於井上哲次郎，但其哲學歷程與其師大相逕庭。他雖以36歲壯年早逝，卻留下了《大西博士全集》七卷。1891年到早稻田大學前身的東京專門學校任教，其間著有《倫理學》《西洋哲學史》等哲學著作。大西在大學期間多受布希影響，而布希則受德國「目的唯心主義」者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1817—1881）的影響頗深，大西還在讀研究生期間即開始鑽研「良心論」，之後著《良心起源論》。大西主張理性思考，否則就達不到康德所說的「尊重真實」，因而不承認自身之外的權威，而是從自身內面尋求權威。這顯然是一種自由主義的主張，不承認將個人的倫理規範置於社會統治之下。可見大西哲學帶有濃重的倫理成分，似乎與井上哲次郎如出一轍，然而大西哲學的生命力在於其具有較強烈的批判性，而批判甚至破壞是為了重新整合以建設新思想。即：「無論是西洋主義，還是日本主義，無論是激進還是保守，都只是看到事物的一個方面。思想界必須站在更高層次上，對之進行綜合。」[30]基於此，大西就井上哲次郎的《敕語衍義》進行了批判，認為學術研究不應與政治相混淆，並對井上的「敕語倫理體系」中「忠孝是日本道德之根本」的命題進行了批判，指出忠孝不具備人類道德的普遍性，應該提倡能適用人類普遍原理的道德。可以說大西的思想在當時日本思想界趨於保守的形勢下，保持了一位哲學研究者應有的冷靜和睿智。然而，即便是堅持批判主義哲學的大西也沒能擺脫「國家至上的愛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