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實證史學與學案

  談論日本近代史學不可不言蘭克史學的影響。德國史學家里斯（Ludwing Riess，1861—1928）1886年來日本協助東京帝國大學創設史學科，在日本僑居17年，將蘭克的實證主義史學移植到日本。蘭克提倡尊重史實的方法論，反對將歷史用於說教，也反對黑格爾把自己的哲學體系嵌入歷史的歷史哲學，成為當時德國的主流史學。1893年於德國留學8年後歸來的箕作元八（1862—1919）任東京大學教授，繼承了蘭克史學。此後，蘭克史學在日本史學界始終占據著統治地位，影響至今不衰。

  蘭克史學占據主導地位，似乎符合明治政府限制文明史觀批判鋒芒的願望，然而事實上體制內的學院派史學反而運用實證的方法，對傳統史學，尤其是尊皇史學進行了實證的批判。由此，明治史學的發展與明治其他文化領域一樣，歐洲自由主義史學的研究體系，不可避免地要對日本傳統史學體系形成一種挑戰，當然這種挑戰也就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到來自尊皇者們的政治性攻擊。日本近代實證主義史學奠基者重野安繹（1827—1910）曾提出從事史學者其心必須至公至平，否定傳統史學中大義名分的主導思想，為此被皇國史觀主義者譏笑為「抹煞博士」。這似乎預示著非傳統史學與「尊王史學」之間遲早會發生衝突。

  著名的「久米邦武筆禍」事件終於引爆了這顆定時炸彈。《史海》1892年第8號上轉載了久米邦武的論文《神道乃祭天之古俗》。論文認為，敬神源於祭天的遺俗，是日本民族固有的風俗而並非宗教，故而可與佛教並行不悖。[23]其實論文只是對神代史作了科學的解釋，但即刻招來神道學家們的攻擊。然而，神道學家們無力從學術上進行反駁，而是使用了諸如「對皇室甚為不敬」「誤導天下後世而有損國體」「侮辱國民的歷史」等政治語言。就是這樣的政治大批判，迫使東京帝國大學免去了久米邦武的教授職務。這個事件發出了一個極其惡劣的信號，即科學的古代史研究幾乎被定性為反國體的。對此，田口卯吉向各報刊寄送題為《告神道者諸氏》的文章，反擊神道家們言論，主張古代史研究的自由：「難道今日人民就不能提出不同於本居和平田對古事解釋的新說？是否提出新說就是對皇室的不敬？我堅信神代諸神並非靈妙之神靈，而是與吾人同一人種，即同樣要吃飯、飲水、跳舞、做夢，這絕不會造成國體紊亂。我堅信敬皇室、愛國家，與其如彼本居、平田單單尋思古事記之語義，不如更廣泛地於人種、風俗、語言、器物等領域發揮研究的功用。」[24]不用說，田口的議論又遭到新一輪的圍攻，而圍攻者的武器仍然是「不敬論」「亂國體、破典故」等蒼白的嗡鳴，最終結論是「傷害皇室的尊嚴」。

  久米邦武事件後，史學界較少動盪。然而，就在明治時代即將結束的1911年，視南朝為正統的極端國粹主義者們又突然將長期以來作為學術問題的「南北朝正閏之爭」[25]政治化，攻擊當時歷史教科書中南北兩朝並立的觀點，本來屬於學術爭論的問題居然被搬上了國會，成為政治熱點問題。結果經明治天皇「敕裁」，從年表中刪除北朝天皇，教科書中將「南北朝時代」改稱為「吉野朝廷時代」（南朝），原教科書的編修者喜田貞吉受到「長期休假」的處罰。明治初年官修史學的目的即在於加強皇室在日本歷史上的突出地位，之後經過民間史學為主倡導的文明史學和學院派史學的實證史學的不懈努力，初步建立起日本近代史學的體系。但是再次將學術問題政治化，而且由天皇「敕裁」學術問題，對史學界來說卻是不祥之兆，它為明治史學畫上了一個灰色的句號。

  通觀明治史學可以發現兩條發展路徑，其一是作為民間史學的文明史觀，其二是作為學院派史學的實證史學。在明治時代的競爭中，似乎後者占據了上風。然而，家永三郎並不承認民間史學衰落，提出：「昭和初年之後迅速發展起來的唯物主義史學，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繼承了由『文明史』向『民間史學』展開的史學的血脈。」[26]當然雙方也並非涇渭分明，完全無視另一派的優越之處，正是在這種相互寬容中逐漸建立起日本近代史學的輪廓。當然，以皇國史觀為政治武器極盡圍剿學術研究之輩則另當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