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本史與東洋史

  從時間上看，明治史學是與王政復古聯袂登場的。明治天皇為建立皇室的權威，志在續寫《六國史》[17]以後的正史，其旨意明言：「修史乃萬世不朽之大典，祖宗之盛舉，三代實錄以後絕而無續，豈非大缺典乎？」[18] 1868年4月明治天皇命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統管續修《六國史》之後的正史。同年在昌平學校設立國史編輯局，1872年又在太政官正院設立歷史和地誌兩科，後幾經重組更名，1886年改為「內閣臨時修史局」，一直延續到1888年。明治初年官修史稿是用漢文書寫的編年史，如官修《明治史要》等。這種追隨傳統史學之古風，在民間也很盛行，諸如椒山野史著《近世史略》、宗國夫著《大日本史略綱目》、龍三瓦著《皇朝小史》、北川舜治著《明治新史》等。

  1888年文科大學開設了國史學，教授有重野安驛、久米邦武、星野恆等。1895年在帝國大學[19]設立史料編纂所（當時稱史料編纂掛）一直延續至今，開展了大規模的搜集、整理史料的事業，1900年開始陸續出版《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書》等大型史料集。《大日本史料》涉及時間範圍始於上接「六國史」的公元887年，下到明治維新開始前的1867年，內容以政治史為主，編纂體例採用編年體。《大日本史料》是作為政府事業施行的，從其收錄史料的起始時間看，便明確了明治政府以皇家為線索續寫正史的意圖。但客觀上說，大規模的資料建設促進了建立在真實史料基礎之上的實證的「國史」研究，至今日本史學界仍受益良多。

  大藏省還編纂了諸如：《大日本貨幣史》《舊典類篡田制篇》《大日本租稅史》《驛遞史稿》《日本教育史資料》《德川禁令考》《大日本財政經濟史料》《大日本農史》《農政垂統記》《商事慣例類聚》等。

  上述之外，大森金五郎編纂的《日本讀史年表》（1903年）、黑板勝美的《國史的研究》（1908年）成為當時被廣泛利用的工具書。此外，田口卯吉主持的經濟雜誌社於1897年開始刊行《國史大系》，到1901年完成了《日本書紀》等17卷，1902—1903年作為《續國史大系》完成了《續史愚抄》等15卷。除上述著作和史料整理之外，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出版了由久米邦武等執筆、堪稱日本史標誌性成果的《大日本時代史》（1907—1909）的系列通史，全書按時代順序從《日本古代史》到《維新史》共10種。

  明治史學中的東洋史研究可謂是一大領域，其中有關中國歷史更是自古以來日本文人必備的知識，儒學中經史並重相輔相成，在日本一直受到尊重，直到明治初年中國歷史仍然是知識人必備的常識。但是，明治以後，隨著西洋史學的傳入，日本史學界不再滿足《通鑑綱目》《十八史略》等傳統的中國史知識，於是日本史學界開始運用西洋史學的理論和方法重新建立中國史研究體系。在這個領域，首開先河的仍然是《日本開化小史》的作者田口卯吉。1888年他的《支那開化小史》出版發行，脫離了傳統的儒家史論，開創了中國史研究的新局面，被日本史學界認為是真正改變了江戶時代中國史研究傳統的標誌性著作。

  明治以來學院派中國史研究的先驅當屬那珂通世（1851—1908）於1888年開始出版《支那通史》（1890年出版第五卷，截止到宋），是近代日本學者撰寫的中國歷史概論之名著。中村正直在序文中概括了該書不同於以往中國史著述的特點：「今世所行支那史之簡易者，如十八史略、通鑑覽要，非不良善，但止於記事實，而不及典章法度，此為可憾。那珂通世氏之此書，記事實而及制度，略古代而詳近世，不獨采於支那史，而兼收洋人所錄。簡易明白，一覽瞭然。」[20]在當時以西洋史為中心的日本史學界，將目光投向東洋各國，顯示了那珂通世的見識。該書在當時的中國史學界也產生了影響。那珂還提出「外國史可分為東洋史和西洋史……東洋史中應以中國史為中心」[21]，之後日本史學界分為三大領域，即西洋史、東洋史、國史（日本史）。日本社會逐漸開始關心東洋史，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史研究與日本人對中國大陸的「關心」同步進行，甚至「有極而言之者稱，我國東洋史學的發展是與侵略中國相關聯的」[22]。1904年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史學科」從史學科獨立出來，原來的史學科改稱西洋史學科，這時的中國史領域帶頭人是白鳥庫吉和市村瓚次郎。當時還有市村瓚次郎和瀧川龜太郎合著的六卷本《支那史》（1888年—1893年），該書雖無明顯特色，但作為教科書多次再版，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影響較大。

  白鳥庫吉（1865—1942）畢業於東京大學，研究領域為朝鮮歷史和中國周邊民族史，多採用歐洲式的語言學方法。發表《突厥闕特勤碑銘考》《匈奴及東胡民族考》等多篇論文，其中若干譯成德文在德國發表。另有狩野直喜、內藤湖南等人採用了在傳統的中國研究的基礎上，引入歐洲學風的研究方法。此外，這一時期專攻朝鮮史的有幣原坦、林泰輔等；佛教史研究領域有松本文三郎；考古學民俗學方面有鳥居龍藏；而桑原騭藏則以宋史研究聞名。這一時期的中國研究有一種傾向，即如白鳥庫吉，將研究目標指向中國邊遠地區和民族，反而疏漏了對中國史主體的研究。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批概論性的著述，如：高桑駒吉《東洋大歷史》（1905年）、《東洋歷史詳解》（1908年）；市村瓚次郎的《東洋史要》（1897年，1912年修訂）；田中萃一郎的《東邦近世史》（1900年）等。20世紀初，《史學雜誌》還發表了一批東洋地區民族史的論文，諸如：白鳥庫吉的《蒙古民族的起源》、內藤湖南的《蒙文元朝秘史》，西域史有白鳥庫吉的《烏孫考》《關於大秦國和拂菻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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