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治史學的近代更新 1.文明史學的啟蒙

  明治史學的一大亮點是興起了受西洋文明史觀影響的近代史學啟蒙之風。文明史觀不再滿足於單純的編年體、紀傳體等敘事體裁，與傳統史學「正君臣名分之宜，明華夷內外之辨，扶天下之綱常」的功能全然不同。文明史觀著眼於解讀人類文化發展進步的歷史，換言之，發展、進步等理念成為近代史學關注的核心。明治前期諸如基佐的《歐洲文明史》（永峰秀樹譯，1877年）、巴克爾的《英國文明史》（土居光華等譯，1879年）、米涅的《法國革命史》（河津祐之譯，1876—1878年分四冊發行）等代表當時歐洲學術水平的名著先後被移譯到日本。同時普及性的西洋史學書籍，也很流行，諸如國別史有：1870年河津孫四郎譯述的《英國史略》、1872年楯岡良知譯《希臘史略》、1878年高橋二郎譯述的《法蘭西志》等。在世界史領域影響較大的著述應屬箕作麟祥參考若干書籍編譯的《萬國新史》。

  值得一提的還有中村正直和嵯峨正作的譯著《歷史》，全書分七章：第一章為史學序論；第二章為東方各國和古希臘；第三至第七章分別為希臘、羅馬、基督教、中世、近世。該書一大特色在於非常重視文化史、史學史和歷史觀變遷的論述，是在日本綜合介紹西洋史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該書於1887年譯成後藏於史料編纂所而沒有公開出版，但對史學界還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尤其是譯者之一嵯峨正作於1888年出版的《日本史綱》反映出作者深受《歷史》的影響。《日本史綱》卷頭對歷史作了如下定義：「歷史乃蒐集作為關聯於社會的人的事跡，明其原因結果，以顯示宇宙間有關於人事的定而不可移的法則。」[13]

  到明治末期在西洋史領域已不再滿足於僅僅翻譯西洋人的歷史著作，為適應日本人的需要，出現了日本學者撰寫的西洋史。1909年箕作元八著《西洋史講話》出版發行，是同類著作中的佼佼者。此外，還有諸如瀨川秀雄的《西洋通史》（1904年）和《西洋全史》三卷（1909年）、木村重治的《西洋史眼》等。這些世界史著述基本上還停留在敘述，尚沒有達到充分運用原始史料進行研究的階段，不過，也正因非專業性，此類著述更容易得到普及。

  在普及西洋史學知識的同時，歐洲的史學研究方法和文明史觀也被日本學者用來重新闡發日本歷史，1877年田口卯吉著《日本開化小史》開日本近代史學風氣之先。該書以緊湊的篇幅，講述了從神道濫觴到德川幕府敗亡的日本通史，被認為是「將西洋史學的方法應用於國史的最初的著作」，學院派史學家黑板勝美（1874—1946）更讚譽該書是「為我國學界提供了一個我國學者不曾有人考慮過的新坐標，是警醒史家的名著」[14]。之後的十幾年間，文明史、開化史著述屢屢出版，諸如：北川藤太《日本文明史》（1878年）、渡邊修次郎《明治開化史》（1880年）、藤田茂吉《文明東漸史》（1884年）、室田充美《大日本文明史》（1884年）、物集高見《日本文明史略》（1885年）、羽山尚德《大日本開化史》（1888年）、福田久松《大日本文明史略》（1891年）等等。

  在文明史的潮流中終於湧現出被稱為「史論史學家」的民間史家竹越與三郎（1865—1850），所撰《新日本史》（1891年）是體系地研究明治維新的著作。書中認為：明治維新的原因並不像時人所說發軔於「尊王論」等等，而是因為農民、市民商人等對封建社會的不滿，即幕府盤剝諸侯、諸侯盤剝四民，四民不堪而期待革命。竹越與三郎在《二千五百年史》（1896年）的序言中提出了歷史應該觀照的目標：「國民如何生活、如何顯示本性、如何嚮往理想而欲擺脫桎梏？這些才應該是史家們作為最重要目標必須描述的內容。我國古今多少史家，能有幾人達此目的。」[15]由此可知竹越對當時文明史學並不滿足，而是要深入到國民生活及庶民的精神世界，這種對平民的歷史觀照，在當時確實不同凡響。竹越的著述充分吸收了西洋史學思想的營養，即「今余獨力網羅古今，描畫二千五百年間國民之生活思想，欲作前人所未曾為者……然豈敢自稱創一方式哉，不過只是融化泰西古今名流之方式，應用於國史而已。」[16]對此，黑板勝美給予了積極的肯定，認為竹越史學「打破了國史學界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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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發展促發了專業學會和刊物的繁榮。1889年日本史學會成立，發行《史學會雜誌》（1892年改稱《史學雜誌》），田口卯吉主持的《史海》也於1891年創刊。此外，還有《史學普及雜誌》《史論》等諸多史學刊物發行，為史學的繁榮提供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