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斯賓塞學說的魔法

  上述明治初年啟蒙思想家們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也反映在對諸多西洋思想理論的選擇上。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思想在明治前期廣為流行，深刻地反映出當時學術和思想界的猶豫和徘徊。

  斯賓塞是位多產學者，1850年發表第一部著作《社會靜力學》，1852年發表論文《進化的假說》首次提出社會進化論思想（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於1859年），因而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這也成為斯賓塞學說的符號。其實，斯賓塞在人文科學的諸多領域多有著述，諸如：《心理學原理》《第一原理》《生物學原理》《社會學研究》《社會學原理》《倫理學原理》《教育論》等，在形上學、宗教、政治、修辭、生物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學術領域都有所建樹。此外，「快樂教育」「父性教育」「科學知識最有價值」等近代名言，都是斯賓塞留給人類的人文財富。斯賓塞還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二個牛頓」「現代的亞里士多德」「真正的教育先鋒」。這些桂冠雖然有西洋人動輒誇大其詞之嫌，但至少反映出斯賓塞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教育學領域的聲望。這樣一位人物的學說在明治時代日本的流行，說明日本人已經開始接受與西洋漸趨同步的人文社會科學。

  自1871年在日本就有關於斯賓塞思想的介紹，但似乎還沒有引起知識界的重視。此後從1877年尾崎行雄翻譯斯賓塞的作品《權利提綱》（即《社會靜力學》）開始，到1894年永井久滿次翻譯《個人對社會》的18年間，有關斯賓塞書籍的譯本多達37種[2]。其中包括松島剛譯《社會平權論》、井上勤譯《女權真論》、山口松五郎譯《社會組織論》《商業利害論》《哲學原理》、西村玄道等摘譯《萬物進化要論》、有賀長雄譯《標註斯氏教育論》、高橋達郎譯《宗教進化論》、平松熊太郎譯《代議政體得失論》等等。由上述譯著也可看出斯賓塞的學術觸角非常廣泛，滿足了明治前期日本人對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需求。

  另一方面，斯賓塞學說的內容和觀點也是十分複雜的。斯賓塞提出了生物有機體和社會有機體的理論，並認為後者是高級形式，社會是為個人而存在的，其核心要素是個人的自由，顯然這是尊重個人的自由主義理論。但同時，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是以「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理論來解釋個人在社會中的成功與失敗的現實，並引伸到民族和國家的盛衰興亡。這種理論認為是成功的個人和強盛的國家促進了人類的發展與進步，而失敗的個人和衰弱的國家理應被淘汰。這種極端的競爭理論為國際社會中弱肉強食的侵略行為建立了理論基礎，它可以用來解釋當時日本落後於西洋的原因，使日本人認識到個人要做強者，國家要成為強國。斯賓塞的思想魔術般地同時滿足了民權主義者和國權主義者的需求，二者都旨在將其轉化成為一種社會道德原則，這無疑成為日本在現代化道路上迅跑中重要的精神力量。然而這種學說也成為日本為擴張自己而侵略別國的理論依據。明治時代絕大多數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和民權主義者，後來大多成為國權主義者，先是力爭與西洋國家平起平坐，繼而提出武力侵略別國。福澤諭吉從啟蒙思想的旗手蛻變為主張在國際社會中弱肉強食的極端的國權主義者，他毫無掩飾地提出「各國交際中只有滅亡他國或被他國滅亡之兩途」[3]。福澤諭吉的思想變化過程，不折不扣地實現了斯賓塞思想中「殘酷哲學」的學說，同時也閹割了斯賓塞學說體系中的進步思想。福澤諭吉思想的變化也反映了明治時期學術思想與「社會實踐」緊密相關的特徵。

  前述翻譯《標註斯氏教育論》的有賀長雄是日本社會學的建立者。他於1883年在《東洋學藝雜誌》上發表了題為《社會與個人關係的進化》的社會學論文，同年又出版《社會進化論》《宗教進化論》和《族制進化論》等著述，在日本大體建立起較系統的社會學。有賀長雄的社會學基本上繼承了斯賓塞建立在生物學基礎之上的社會學理論。不過，此後有賀長雄沒有繼續他的社會學研究，而是轉向了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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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說社會達爾文主義，大概不能不提起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在日本較系統介紹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是從1877年開始在東京大學執教兩年的莫斯（Edward Syluester Morse），後由石川千代松將莫斯的講義筆記以《動物進化論》為題，於1883年出版，這是在日本介紹達爾文進化論的最初文獻[4]，之後又於1891年出版《進化新論》。然而最有影響力的還是兵淺次郎於1904年出版的《進化論講話》。總之，與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相比，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傳入時間較晚，因而影響也遠不及前者。這似乎又一次顯示了日本在吸收外來文化中的實用主義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