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學與社會學 1.明治初年的啟蒙期

  明治初期，傳播西洋學術的知識分子們的知識結構和傳播內容多為百科全書式的，而且和著時代的節奏將學術與當時日本社會需要連接在一起。最典型者如福澤諭吉，他在介紹古典自由經濟學、宣傳個人主義倫理學、闡述基佐和巴克爾的文明史觀的同時，又出版《文明論概略》，其目標即在於全面移植西洋各類人文社會科學。明六社成員也都具有這種特點，如加藤弘之可謂典型的學者政治家，又如西周既著有跨越百科之作的《百學連環》，同時又提出「民選議院尚早論」，還是「軍人敕語」的起草人。另有田口卯吉可謂明治初年又一位著名學者，他撰寫《自由交易日本經濟論》、創刊《東京經濟雜誌》鼓吹自由貿易經濟學，同時又著《日本開化小史》，成功地吸收了巴克爾的文明史理論和斯賓塞的社會學理論，而且是一位為實現這些理論而身體力行站在輿論前沿的政治家。中江兆民則是學者兼政治活動家的一面旗幟，所著《理學鉤玄》頗得西洋哲學之大要，同時又是自由黨的「導師」、自由民權運動中著名的政論家，尤其是其晚年闡述其獨特唯物主義哲學的《一年有半》《續一年有半》，在日本哲學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業績。總之，百科全書式的功利主義是明治初期移植西洋學術的一大特徵。

  自幕末乃至明治一朝，在不同階段對西洋學術思想有過不同的側重。幕末和明治前期接觸的主要是英美新興資本主義文化的自由主義，並以此對抗傳統文化，在學術思想界占據優勢地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基於對西洋社會學、政治學等人文學科的關心，另一方面也是明治初年學者們要為日本尋求政治上的發展方向。穆勒的學說影響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如後來的眾議院議長河野廣中就是讀過穆勒的《自由之理》後，改變政治觀點而投身自由民權運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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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村正直翻譯的穆勒著《自由之理》和松島剛翻譯的斯賓塞著《社會平權論》曾是日本自由民權思想的指導性理論著作。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也在日本大行其道，與自由思想一起成為明治前期各類西方社會思想的根脈。明治初期法國的社會學和實證主義社會學創始人孔德的思想也曾隨穆勒思想一起傳入日本，但更吸引日本知識界的是法國的人權思想。孟德斯鳩、盧梭等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對自由民權運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尤其是盧梭的《民約論》曾風行一時，有中江兆民等翻譯的三種譯本。[1]法國思想的影響還表現在法學方面，《法國民法典》對日本發揮了指導性的影響，日本編纂法典初期也多請法國專家參與，還在法國學者的建議下，廢除了刑訊拷問。不過，岩倉使節團一行訪問在普法戰爭中獲勝而如日中天的德國首相俾斯麥之後，便傾倒於當時的德國文化，尤其欽慕德國政府的保守主義和國權主義思想，以至於把普魯士憲法作為制定明治憲法的楷模。明治政府以德國的集權主義對抗民間宣傳的英美等國的自由主義，鎮壓民權運動。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德國的思想文化以及學術取代了英美法等國的文化而占據了統治地位。然而，英美思想和文化在日本社會各階層都不同程度地紮下了根基，政府的選擇並不能徹底掃除英美文化的影響，尤其是英語的普及充分證明英美文化影響的持久性，甚至德、法、俄等國的文學作品幾乎都是通過英文轉譯為日文的。

  可以說明治初期的學術思想界是以天賦人權、個人的自由獨立及其國家政體論為核心的，諸如福澤渝吉的《西洋事情》《勸學篇》，西周的《百一新論》等一般啟蒙讀物都涉及這些問題。更有1868年鈴木唯一譯《英政如何》（五冊），對英國的政治組織結構作了詳細的說明，翌年鈴木又與後藤謙吉合譯《英國刑典》，同年福澤渝吉出版了他的《英國議事院談》。又有加藤弘之的《立憲政體論》《真政大意》《立憲政體起立史》，箕作麟祥翻譯的《萬國政體論》，安川繁成的《英國政事概論》，井上毅的《王國建國法》等。這些譯述書籍否定封建社會壓抑人性的制度和思想等，提倡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們主張的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等進步思想，並主張建立「公明正大」之政體，而為保證「公明正大」則需要制定憲法。

  然而，明治初年的這類思想普及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其一，當時的人們雖然醉心於歐美文化，但並不十分清楚歐美各國的實情，只不過是暫且先介紹歐美政治的外在形式。其二，如前所述，諸多啟蒙思想家多是在以「王政復古」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明治政府中服務的官僚學者，這就註定了他們的社會存在與他們思想之間的悖論，當明治政府要建立以天皇為主導的獨裁政權的時候，他們便宿命地從民權主義者轉變為國權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