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教育與社會主義
2024-10-13 10:32:29
作者： 吳廷璆
教會在日本各地陸續開設了與基督教有關的教育設施，尤其是高等教育和女子教育。這些學校從與基督教會的關係程度可大致分為三類[62]。
第一類是由傳教士們創辦的學塾發展而來的純粹的教會學校，由教會主導經營，校長、教務人員和教師主要由外國人擔當。教學科目以英語為主，基本上是脫離日本國情的歐美式教育。由於政府對基督教的戒心，經常會對教會學校施加有形或無形的壓力，功利性的人們大多對教會學校敬而遠之。教會學校多為神學校和女子學校，諸如青山學院前身的東洋英和學校、明治學院前身的一致神學校等就屬於教會學校，這類學校有大額外國人資助的資金。此外，較著名的還有教會在橫濱、神戶、長崎等地設立的女學院和女子學校。在文明開化時期尤其是鹿鳴館時代，女學生能寫洋文被認為是一技之長，甚至成為一種時髦，所以這類學校也應運而生。可以說在明治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大部分女子學校都是教會學校。不過，由於各種原因，這類學校逐漸脫離教會，到明治後期純教會學校幾乎消失。
第二類是由日本人主持，在旅日外國人士援助下設立的學校，比如同志社大學就是由新島襄主持，並在國內外資金援助下創立的。雖然經濟上基本是獨立的，但時常會接受一些教會的援助，因而不時會有外國人參與教務，但後來都逐漸轉為由日本人自己管理了。比如前述一致神學校與築地大學合併後的明治學院，成立之初由赫本任院長，而理事會14名理事中，有井深梶之助、植村正久等7名日本人。青山學院創立之初也是由外國人擔任院長，但後來由本多庸一繼任院長。實際上許多名校最初都曾採用這種形式。
第三類學校雖然與教會沒有關係，但採取基督教主義教育的內容。嚴本善治創立的明治女學校是為典型。該校以普遍性的基督教倫理為基本倫理，十分注重與社會生活直接相關的人格教育。教師皆由年輕有為的日本人擔任，知名者有：北村透谷、島崎藤村等。
整體看明治以來日本的高等教育大致有三類大學，即日本國立和公立大學，諸如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第二類是日本人創立的私立大學，如慶應義塾大學、早稻田大學等；而第三類就是與基督教有關的大學。不可否認，無論是基督教的教育設施，還是基督教學校的英文教育和西式教育理念，對日本年輕一代潛移默化的影響都是不容忽視的，它在日本教育現代化過程中是功不可沒的。
除上述正規學校之外，基督教開展了較大規模的慈善教育事業，諸如：1872年天主教修女拉庫羅德來日本後立即在橫濱創立的女子小學，收容孤兒5000名，並授以文化知識後送向社會。浦上日本人天主教徒1874年創立的浦上養育園也收養並教育兒童數千人。此外，片山潛也在東京神田開設以工人貧民教育和救助為目的的會館，設有讀寫會和英語學習會等，還附設了幼兒園；石井十次創建的岡山孤兒院收養救助孤兒數千人；還有野口香幽的保育園、留岡幸助的家庭感化學校等等。上述基督教傳統慈善事業，為日本留下了諸多值得紀念的近代社會福利設施。
隨著基督教教育事業和社會慈善事業的進展，到明治後期，在日本基督徒中逐漸興起了被稱為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社會政治運動。面對足尾銅山礦毒事件及不斷的罷工風潮，1898年在片山潛、安部磯雄等基督徒的推動下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1900年改組為社會主義協會， 1901年4月安部磯雄、片山潛、幸德秋水、木下尚江、西川光次郎、河上清六人會合，結成日本最初的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並在東京各報刊發表宣言書。宣言書由8條理想和28條行動綱領組成，其中8條理想是：廢除人身差別、廢除軍備、廢除階級制度、生產部門國有化、公共運輸部門公有、公平的財產分配、人民有平等獲得政權的權利、教育機會均等。行動綱領主要有：縮減軍備、減稅、禁止使用童工、制定工會法、實施普選、廢除治安警察法等等。雖然該黨在成立當天就被當局解散，但社會主義運動並沒因此而停止。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初期階段，除幸德秋水之外，社會民主黨的其他成員基本上屬於作為基督徒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
日俄戰爭期間，大部分基督徒認為對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並派軍隊慰問使到戰地傳教。1904年基督教會與神道和佛教一起參加宗教大會，歷數對俄戰爭的正義性，甚至本多庸一、井深梶之助等日本基督教的高層人士出使歐美，陳述對俄戰爭不是掠奪性戰爭。[63]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人道主義者安部磯雄、木下尚江再次與幸德秋水、堺利彥等社會主義者結成統一戰線，展開了積極的反戰運動，作為非社會主義者的內村鑒三也投入反戰運動，在報紙上發表激烈的非戰言論。反戰者們認為日俄兩國的帝國主義野心才是戰爭的根源，因而反對這場戰爭。在當時日本國幾乎舉國一致支持戰爭的形勢下，反戰者們確實令人敬佩，這不能不說是基督教思想在發揮著作用。然而，隨著日俄戰爭的結束，一時失去了運動的目標，基督徒與社會主義者之間漸行漸遠，最終分道揚鑣。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多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與幸德秋水等左派本來不屬同一陣營，只是在反戰的目標上結成了臨時統一戰線，而一旦這個目標不再成立便失去了合作的基礎。之後，木下尚江、安部磯雄等創刊《新紀元》，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們沒能爭得工人階級的支持，僅僅停留在知識分子的社會活動範圍內，結果基督教社會主義成為宗教人道主義的代稱。不過，也不能忘記基督教人士曾扮演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先驅者，同時也不能忘記日本工人運動的先驅組織「勞動組合期成會」（工會期成會）的主導人物，被稱為「工運之父」的片山潛當時也是基督徒。
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還極力宣傳女子教育和婦女解放的近代思想。在封建制度下婦女從父從夫，更無社會權利可言，婦女存在的價值只是體現為生育工具。進入明治時代後的日本婦女並沒有獲得與日本歐化成果相同步的解放，明治政府雖然大力普及婦女教育，但是教育目標仍然停留在賢妻良母主義，對於作為近代女子教育根本精神的婦女社會權利，絕不提及。這種現象遭到了主張男女平等的基督教的批判。基督教提出男女同權，在道德和義務上要使用同一個尺度，如此則可以塑造出更優秀的女性。教會自身對此身體力行，比如1875年在新榮教會允許婦女競選工作人員的職位；1880年京橋教會選任兩名女執事；一番町教會選出與男子同等權利的女長老等等。這在當時基督教以外的日本社會中是很難想像的。此外，如前所述教會還積極開辦女學，通過比較可以看出教會女學的辦學規模：1887年文部省公布的全國國立、公立、私立的女校為17所（其中東京8所），教員136人，學生2363人；據1888年調查，京濱地區基督教女校12所，教員157人，學生1541人。[64]教會開辦的女學不僅為日本女學教育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貢獻，更是充分表現出近代婦女教育的精神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尊重人權的理念。
除上述諸多正規教育和社會活動之外，基督教還開展了保護婦女兒童基本權利、醫療活動等社會慈善事業，從事廢娼和婦女解放運動，宣傳一夫一妻制、遵守性道德等近代倫理。這些對社會弱勢群體實施的較大規模的慈善救助活動，逐漸樹立起基督教的威望，傳達了慈善事業的精神理念。
基督教雖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還是努力從事文化教育活動和宣揚基督教社會原理等社會活動，為日本送來了平等博愛等人文主義思想，為弘揚基督教的和平精神開拓出一條較寬闊的路徑。作為近代日本思想之一的基督教思想，不但為宣揚西方近代社會理念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曾為抵制近代專制主義天皇製做出過重要貢獻，在日本現代化進程中產生過一定的積極影響。
基督教重返日本半個世紀後的1909年，新教的信徒達7. 5萬人[65]。而16世紀中期開始天主教傳教半個世紀後的成績是信徒75萬，這十倍之差顯然頗有歷史深意。一般認為日本人具有熱情吸收外來文化的天性，而從明治基督教的發展史中，人們看到的是步履蹣跚，最終在通過「反省」和基督教的日本化，並自願匍匐在政府體制內的條件下，才得以勉強生存下來。政府通過對基督教半個世紀的「考驗」，相信基督教對政府已經變得有益無害，加之教會人士多為坦蕩的正人君子，是政府教化臣民的不可多得的工具。1911年神佛耶三教聚集，召開宗教會議，顯示了基督教正式與政府合作，同時也表明政府給予基督教與神道和佛教同等的待遇。這既是日本基督教本土化、日本化的過程，當然也是基督教會逐漸與政府靠攏的過程。
（本章第一節原載《日本「扭曲神道」與極端民族主義》，《日本學刊》2014年第4期；第二、三節原載《日本近現代文化史》）
【注釋】
[1] 國學院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編集：《神道事典》，弘文堂2007年，第129、137頁。
[2] 張大柘：《宗教體制與日本的近現代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頁。
[3] 井澤元彥：《佛教·神道·儒教集中講座》，德間書店2005年，第118頁。
[4] 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史史料4》，岩波書店1997年，第81頁。
[5] 內閣官報局編：《法令全書》第3冊，內閣官報局1887年，第108頁。別當：建在神宮神社中的佛教寺院；社僧：別當中的僧人。
[6] 村上重良著、聶長振譯：《國家神道》，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79頁。
[7] 內閣官報局編：《法令全書》第5冊，內閣官報局1887年，第1頁。
[8] 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史——日本的心與型》，東海大學出版會1994年，第255頁。
[9] 東京法律研究會編：《改正帝國法律全書》，井上一書堂1907年，第6—9頁。
[10] 大久保利謙編：《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425頁。
[11] 神祇院編：《神社本義》，印刷局1944年，第1—3頁。
[12] 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史——日本的心與形》，第218—220頁。
[13] 高橋哲哉著、黃東蘭譯：《靖國問題》，三聯書店2007年，第126頁。
[14] 村上重良著、聶長振譯：《國家神道》，第167頁。
[15] 六合和八紘都是古代中國泛指自己所認識的全部世界，六合即東西南北上下，八紘是四方和四隅。
[16] 新渡戶稻造著、張俊彥譯：《武士道》，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4頁。
[17] 新渡戶稻造著、張俊彥譯：《武士道》，第67頁。
[18] 笠谷和比古：《武士道與日本型能力主義》，新潮社2005年，第33頁。
[19] 笠谷和比古：《武士道與日本型能力主義》，第64—75頁。
[20] 《論語·陽貨篇》。
[21] 羅伯特·保羅著、生江久譯：《對神國日本的挑戰——美國占領下的日本再教育與天皇制》，三交社1990年，第5頁。
[22] 《官報號外》1946年1月1日，大藏省印刷局1946年。
[23] 孫政：《戰後日本新國家主義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5頁。有關該事件的詳情參見該書第90—94頁。
[24] 參見王希亮：《戰後日本政界戰爭觀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06—118頁。
[25] 李秀石：《從神道國教化到靖國神社——論日本近現代史的祭祀政治》，《世界歷史》1998年 第6期。
[26] 西尾干二等：《新歷史教科書》（市販本），扶桑社2001年，第36頁。該書出版當時就遭到學者們的批判，但批判大多聚焦於該書的近現代部分，而忽略了該處的表述。
[27] 羅伯特·保羅著、生江久譯：《對神國日本的挑戰——美國占領下的日本再教育與天皇制》，第5頁。
[28] 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7頁。
[29] 佐久間象山：《跋古事記傳》，《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書店1971年，第422頁。
[30] 鈴木貞美著、魏大海譯：《日本的文化民族主義》，譯序第5頁。
[31] 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編：《宗教史》，山川出版社1985年，第281—282頁。
[32] 日本文化論壇編：《日本文化的傳統與變遷》，新潮社1958年，第112頁。
[33] 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編：《宗教史》，第343頁。
[34] 笹山晴生等編：《詳說日本史史料集》，山川出版社1994年，第248頁。
[35] 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吉川弘文館1990年，第18頁。
[36] 中國歷史上鎮壓佛教的三位皇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
[37]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6》，洋洋社1954年，第163頁。
[38] 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第26—33頁。
[39] 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第21頁。
[40]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6》，第174頁。
[41] 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第37頁。
[42] 據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第60—62頁做成。
[43] 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第75頁。
[44] 鈴木范久著、牛建科譯：《宗教與日本社會》，中華書局2005年，第70頁。
[45] 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第115頁。
[46] 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編：《宗教史》，第355頁。
[47] 楊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6—587頁。
[48] 收入日英詞條20722、英日詞條10030，詞典中使用的羅馬字拼寫法（類似於漢語拼音）一直沿用至今。
[49] 佐波亘編著：《植村正久及其時代》第一卷，教文館1937年，第371頁。
[50] 大隈重信：《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第744頁。
[51]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6》，第272頁。
[52] 新撰組和巡視組都是幕府在幕末時期，於京都設置的治安組織，多為浪人、旗本等劍客，為幕府鎮壓討幕派。
[53] 河上民雄撰，楊士敏、周志國譯：《平岩愃保及其所處的時代》，載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編：《日本研究論集200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54] 大隈重信：《日本開國五十年史》，第746頁。
[55] 《小崎全集》第3卷，小崎全集刊行會1938年，第27—28頁。
[56] 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編：《宗教史》，第384頁。
[57] 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編：《宗教史》，第348頁。
[58] 內村鑒三：《呈文學博士井上哲次郎君之公開信》，載《內村鑒三全集2》，岩波書店1980年。
[59] 井上哲次郎：《教育與宗教之衝突》，載《明治文學全集80》，築摩書房1974年。
[60]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6》，第356頁。
[61] 古屋安雄等著、陸若水等譯：《日本神學史》，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18—19頁。
[62]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6》，第310—312頁。
[63] 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編：《宗教史》，第390頁。
[64]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6》，第341頁。
[65] 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編：《宗教史》，第3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