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基督教的日本化

  鑑於傳教事業尚不成熟，傳教士與早期日本教徒們開始為傳教做諸多基礎準備工作。1868年由赫本等傳教士翻譯的《新約聖經》出版，與此同時，傳教士們還從事以醫療為中心的救助孤兒和貧病者等弱勢社會群體的慈善事業。通過這些活動宣揚了基督教的博愛精神，使日本人逐漸理解基督教，並解除了對歐美人的偏見。傳教士們還親身從事教授西方語言的工作，對此，在大力促進文明開化的明治政府也是歡迎的，因為要學習西洋，首先要學習他們的語言。這些傳教士在教學過程中顯示出的人格魅力，自然地吸引了眾多學生，初期受洗的日本教徒多出自傳教士們興辦的「英語塾」。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日本人對基督教的傳統偏見，再加上歐化流行的大環境，信徒人數在穩步上升，1882年4000人、1885年逾萬人、1890年達3. 4萬人。[56]傳教事業初見曙光。

  然而，生不逢時的日本基督教會又遭遇到明治20年代興起的國粹主義風潮的挑戰。雖然《大日本帝國憲法》中規定「信教自由」，但事實上基督教並沒能因此而獲得穩定發展。1889年第一次大選中有9名基督徒當選為議員，然而這個結果卻招來了佛教和國家主義者的攻擊。攻擊者提出：「日本皇室及國家與基督教勢不兩立、基督教的殖民地主義與平等博愛思想對日本來說是禍害、基督教與科學不一致、基督教的社會倫理與日本不合等等。」[57]這些激烈的言論其實也是對基督教的一種誤解，當然也源於佛教與基督教在傳教競爭上的衝突，真宗各派成為「破邪」的主力。對此，基督教一方的內村鑒三、植村正久、小崎弘道等紛紛起而反擊。而「排耶」陣營開始利用若干事件展開了對基督教人士的人身攻擊。首當其衝的是內村鑒三對天皇的「不敬事件」。

  1891年在第一高等學校任教的內村鑒三因基督教信仰，拒絕向天皇的「御真影」（照片）禮拜，但同時說明自己對天皇的敬意絕不劣於他人。儘管如此，受國家主義影響的學生們卻喧鬧不已，並傳揚到社會。內村極力解釋，認為對天皇應該「是行為上的擁戴，而不是儀式上的擁戴」[58]。然而社會上國家主義者們還是藉機圍攻基督教，內村鑒三被罵為國賊，「被教育界排斥，殆若流竄之狀」，最終在身心憔悴之中被免職，開始了生涯中流浪困頓的時期。此即「不敬事件」。事件發生後，植村正久、押川方義等五人要在《福音周報》上刊載《關於不敬事件》的文章，但政府命令禁止發行，明顯偏袒攻擊內村鑒三的一方。此後又接二連三地出現了所謂熊本英學校事件、山鹿高等小學事件、八代高等小學事件等無聊的、甚至是編造的「不敬事件」，甚至基督教會還因拒絕資助神社的祭祀費用而遭受攻擊。1892年資深基督徒田村直臣的小說《日本的新娘》（Japanese Bride）用英文在美國發表，因主張男女平等接觸到日本家族制度的弊端而被認為是「暴露國恥」「譏諷同胞」，輿論激昂。一時間這些「事件」把基督教推入「邪教」的深淵，甚至稱基督徒為「非國民」，試圖置日本基督教於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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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述系列事件為背景引起了一場備受關注的大論戰，這就是御用學者井上哲次郎引爆的「教育與宗教之衝突」。井上早就認定「基督教違背教育敕語精神」，終於在1893年發表論文《教育與宗教之衝突》，闡發他的排耶理論。井上首先把矛頭指向基督教主張的世界主義，他認為：「一言以蔽之，敕語的宗旨乃國家主義，然耶穌教甚乏國家精神……以至於與敕語的國家主義不相容。」由此導出了第二個論點，認為基督教不忠不孝。「據說保羅主義認為，因為執政者是神授的所以要服從……之所以服從執政者是因為服從神，換言之並不是服從執政者而是服從神……耶穌教徒以保羅之言為最高的忠，因而絕不會對我邦天皇有忠義之心。」[59]對此，基督教陣營的高橋五郎於《國民之友》發表《排偽哲學論》，對井上之說展開激烈的論難，認為井上對基督教的攻擊，說到底是歷史上攘夷論的翻版，而攘夷論的基礎則是東洋劣等感。一時間眾多著名學者分屬兩大陣營加入這次大論爭。井上一方有：井上圓了、村上專精、杉浦重剛等佛教界和國粹派人士，基督教一方有：植村正久、小崎弘道、松村介石等。

  表面上看，論戰雙方都是學者且頗有學術味道，其實井上哲次郎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他在1935年回憶說：「教育敕語頒布時候，與今日大不相同，基督教徒等採取的是相當危險的態度。」[60]上述論爭實際是井上哲次郎發動的一場普及天皇專制意識形態的政治教育運動，不允許任何思想對絕對天皇制形成絲毫的威脅，而在當時基督教相對而言是最異己的思想之一，遭遇圍剿是勢所難免了。

  其實，基督教主義者們並不反對天皇制，被放在俎上的內村鑒三同樣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他曾以「我愛兩個J，JESUS、JAPAN」概括了具有日本民族主義色彩的基督教觀。「耶穌加深且純化了對日本的愛；日本使對耶穌的愛明確化並給予目標，這是當時內村內心的真實寫照。」[61]內村在「不敬事件」中也表露了對天皇的崇敬之心。就連最激烈反擊井上哲次郎的高橋五郎也避開了對《教育敕語》的批判，不僅承認《教育敕語》是普遍性的實踐道德，並努力論證《教育敕語》是日本的習慣倫理，而基督教信仰與日本的道德倫理絕無矛盾。基督教陣營實際是在宣倡基督教日本化，這種民族主義宗教觀和與專制政權的妥協態度也預示了基督教無法逃脫變成天皇制國家體制內宗教的宿命。

  雙方的論戰因政治外交形勢的變化，不久便偃旗息鼓。在稍後的中日甲午戰爭中，東京基督教各派結成同志會，決定從事慰問傷員、鼓勵軍隊、祈禱日本勝利等支持侵略戰爭的活動。同志會選出本多庸一為本部委員長，由山井深梶之助、村井知至、山路愛山、竹越與三郎等人負責向教徒募集資金。本多庸一甚至認為甲午戰爭是「義戰」，並鼓吹殺身成仁以報國。日本基督教完全屈從於國家主義和政治權利，本來主張泛愛的基督教，反而成為支持戰爭的後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