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傳日本的磨合

  大概是因為美國初任駐日本總領事哈里斯是虔誠的基督徒的原故，他沒有忘記在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條約》中寫入了旅日美國人可在居留地設置禮拜堂的條款。於是翌年便有約翰·里金斯（John Liggins， 1829—1912）、詹寧·威廉士（Channing Williams，1829—1910）、杜安·西蒙斯（Duane Simmons，1834—1889）、詹姆斯·赫本（ James Hepburn，1815—1911）等一批傳教士來到對歐洲人來說闊別220年的日本。這些傳教士具有很好的教養兼一技之長，比如赫本就是醫生兼語言學家，邊傳教邊行醫，還完成了日本第一部日英詞典《和英語林集成》[48]的編纂，並致力於女子教育活動等等。傳教士們分別於1862年在橫濱、1864在長崎建立教堂。實際上，此時幕府並沒有解除對基督教的禁令，但是這些傳教士已經開始傳教了。到1865年作為傳教士日語教師的矢野元隆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位新教教徒，這讓赫本萬分激動：「著手傳教以來僅僅四年，在這嚴禁基督教之地，迎來了最初的受洗者。」[49]

  更令傳教士們欣喜若狂的是，1865年天主教傳教士在長崎新建的大浦天主教堂獻堂式上發現了浦上村的眾多信徒竟然是在德川幕府禁教時教徒們的後裔，而且代代相傳，作為地下教徒從未改變過信仰。然而，傳教士們的狂喜換來的卻是地下基督徒們的災難。毋庸贅言，這件事對幕府來說並非好消息，在幕府看來，這些潛伏的基督徒是罪犯。尤其信徒們公然拒絕佛教僧侶們參加他們的安葬儀式，同時拒絕向寺院捐助，而在前述檀家制度中這是佛教最基本的權利。幕府終於「忍無可忍」，開始逮捕並迫害教徒。

  號稱維新的明治政府完全繼承了幕府的禁教政策，1868年3月15日，太政官布告全國的《五榜告示》之第三條就明確宣布「嚴禁天主教」，對教徒的迫害程度有增無減。明治政府為根除基督教，逮捕並強迫信徒棄教。面對迫害出現了不少以身殉教的基督徒，這便更加引起明治政府的警覺。「更遣木戶准一郎（木戶孝允）以教囚士民三千七百有餘人遷移至諸藩，加以告誡，令改其信仰。教徒皆不畏刑，無一人服從告誡者。」[50]

  明治政府對基督徒的迫害，引起了歐美輿論的抗議，然而新政府的回答是：不論這些人是否為基督教徒，僅僅是其為害鄉里之惡行就該轉居。被指定接收這些村民的21個藩為取悅新政府也使盡招數迫使這些信徒棄教，甚至使用了五花八門的酷刑[51]。之後，岩倉使節團游訪歐美時，屢屢遭到各國的抗議，明治政府被視為無視人權的野蠻人，根本不可能談判修改條約問題。迫於來自歐美各國的壓力，明治政府不得已於1873年停止對教徒的迫害，撤銷了禁教的告示，部分浦上村民也得以回到自己的故鄉。至此，自豐臣秀吉開始的近三百年的禁教政策自然解除。

  明治政府仇視基督教的政策是一個致命的歷史錯誤，從內政和外交兩方面看都是一大敗筆。本來明治政府試圖像江戶幕府初期那樣通過鎮壓天主教而穩定自己的政權，然而卻忽視了與德川幕府初期不同的國內外政治形勢，開國與禁教兩項政策是不可能同時實現的。加之大規模的廢佛毀釋運動使佛教險些斷氣，也很難像德川幕府初期那樣在信仰領域得到佛教全力以赴的支持。

  

  在基督教重返日本的開幕式中，新政府和教會方面都不太愉快，但畢竟還是渡過了艱難的時期。基督教對於明治政府來說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他們不會忘記西方教會曾經使豐臣秀吉和德川幕府傷透了腦筋，而明治天皇也會因為人們信奉基督而感到酸楚。然而，西方國家又非常看重信教自由，尤其是基督教與西洋殖民者始終合作得很愉快，禁止基督教會被西洋人看作是非開化的民族。明治政府一方面並不喜歡基督教，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視西洋人對日本政府的評價，這種難言之隱成為揮之不去心理情結，預示著基督教在近代日本的艱難歷程。

  在解禁之前的1872年，約翰·巴拉（John Ballagh，1842—1920）就已經在橫濱租界地創建了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新教教會——橫濱公會，有後來日本基督教的領袖人物植村正久、本多庸一、奧野昌綱、押川方義等人受洗。明治政府對基督教開禁後，西方傳教士紛紛前來日本。1873年又成立東京基督公會、設立日本長老會，之後神戶、大阪、弘前（青森縣南部）等地也誕生了教會，到1881年教會的勢力已經滲透到全國主要城市。為進一步促進傳教事業的展開，基督教各教派開始籌劃教派之間的合併，比如橫濱的基督教公會與東京、橫濱的長老會合併，組成「日本一致教會」（1890年改稱日本基督教會），並在東京設立一致神學校。

  日本初期基督教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大多是舊幕臣和幕末佐幕派藩士，如植村正久、奧野昌綱都是舊幕臣，平岩愃保（1875年入教，曾任日本美以美教會的第二代主教）祖上則是德川家康的側近旗本（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平岩祖上曾長期擔任鎮壓天主教的官職）。曾經作為「新撰組」成員的結城無二三，失敗後加入基督教，終身以傳教為業。另一位基督徒今井信郎曾是「巡視組」的成員，與暗殺坂本龍馬有關。[52]「戊辰戰爭中政府軍方面的戰死者，被隆重地供奉在招魂社；而在會津若松戰鬥的白虎隊、讓出江戶城後掀起叛亂的江戶的彰義隊的戰死者，就連土葬都不允許，唯飲心酸悔恨之淚。」[53]佐幕派成為「失敗組」，這批「時代的棄兒」只能慨嘆在變幻莫測的歷史風雲中站錯了隊。面對愛憎分明的明治政府，「棄兒們」的個人前途必須隨著幕府倒台而重新設計，其中的年輕人或為重新出仕或為海外留學都需要學習西方語言和西洋新知識，於是便聚集到傳教士們開設的學塾。可見，這些人原本並不想在研究聖經中度過一生，但是傳教士們的熱情使他們投入到耶穌基督的懷抱。傳教士們將教授英語的學塾擴展為宗教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機關。

  這些政治上失意的教徒們把明治維新看作是物質的、政治的維新，而他們要進行精神領域的「二次維新」。基督教解禁之初，在日本的不同地區很快形成了三個基督教重點地區。

  首先是前面提到的橫濱派，他們多為傳教士學塾出身，在教義上大多遵從正統神學，在組織上主張超教派主義，即不隸屬於任何教派，代表人物是植村正久、本多庸一等人。

  其次是北海道札幌農學校（北海道大學前身）出身、深受克拉克（首任校長，原美國麻薩諸塞州農科大學校長）基督教精神影響的札幌派，代表人物有內村鑒三、新渡戶稻造等人。內村鑒三強調獨立自尊的日本式基督教精神，標榜「無教會主義」，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基督教與日本傳統價值觀達成統一。

  再次，是聚集在熊本洋學校和新島襄創立的同志社的熊本派。這一派具有明顯的民族主義傾向，具有較自由的神學觀，主張建立日本式教會。代表人物有小崎弘道、海老明彈正、德富蘇峰等人。

  初期基督徒的動機，與其說是發自純粹的基督教信仰，毋寧說是認為基督教是先進國家的宗教，加之被傳教士們個人的人格魅力吸引，基督教一夫一妻、神前平等以及清教徒式的虔誠聖潔的宗教倫理精神也產生了相當的魅力。

  在民間對待基督教也分成了兩個陣營，首先是以明六社成員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們大多主張信教自由，對基督教抱肯定的態度。中村正直甚至匿名撰寫《外臣某奉天皇陛下之書》，提出：「朝廷既採用歐美諸邦之制度文物，宜公認其文明無形之要素，許以耶穌教之宣傳且獎勵之。」[54]首任駐美公使森有禮撰《日本宗教自由論》極力主張信教自由，津田真道也提出雇用傳教士以教化國民的主張。與基督教的激烈對抗主要來自佛教，他們在「破邪顯正」的同時，還大量重印江戶時代神佛兩道的「破邪」和「護法」論著。此類批判之聲占據了明治初期日本人對基督教態度的主流，在日本民眾中影響頗深。看來，明治初年基督教的傳教事業不容樂觀。

  那麼，為什麼在以西化為目標的文明開化時代，作為西洋文化根基的基督教反而舉步維艱？其實這其中的原因也不難理解。首先，自豐臣秀吉以及德川幕府初期以來殘酷的禁教政策，使人們對基督教有一種政治恐怖感；又由於近三百年對基督教的妖魔化宣傳也造成了民眾對基督教文化的牴觸。其次，在整個江戶時代，檀家制度下的民眾生活已經與佛教難解難分，沒有對其他信仰的需求。第三，更重要的是明治政府的態度成為傳教士們布教事業的瓶頸，明治初年來日本的傳教士們比起沙勿略等先輩們，可謂生不逢時。

  這一時期的日本人信徒主要發自對傳教士人格和基督教倫理的崇敬，而對基督教信仰尚無較深入的了解，甚至對基督新教與天主教的區別也還不清楚。日本信徒們多是從「仁」等儒家思想出發而接受基督教「愛」的理念的。小崎弘道就具有深厚的儒學修養，他後來在提及自己接受基督教的時候曾說過：「不是棄儒信耶，而是為了實現儒家精神才接受了基督教。」[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