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啟蒙與國粹

  早在明治初年，明六社成員森有禮、西周等人就曾宣傳信教自由，佛教界也有考察過歐洲宗教狀況的島地默雷提倡信教自由、政教分離，並提出「神道非宗教論」，即日本國民無論信奉哪種宗教都是自由的，而敬神是國民的義務。但是，島地默雷的信教自由論中卻包含著排斥基督教的內容，認為基督教是「國家之禍害」。這種「基督教國害觀」反映了當時整個佛教各派的共同意識。佛教大難不死之後，在佛教的啟蒙運動中出現了一個結社辦刊的高峰。

  明治初年到19世紀80年代後期與佛教有關的主要結社和雜誌[42]

  《報四叢談》的宗旨是報四恩，即父母之恩、聖賢之恩、四海兄弟之恩和國君之恩（也就是佛教講的父母、三寶、眾生、國王四種恩德）；《明教新志》宣傳佛教精神、自由平等思想、國家主義的三者結合；《令知會雜誌》提出引導世間文化走向開明之極點是佛教的任務；《能潤會雜誌》的目的是擴張佛教之真理，以祈求日本國之文明進步和國民之幸福，為此僧侶應積極與文明開化風潮相協調，以此來顯現佛教的時代性；《反省會雜誌》主要是從事矯正風俗的宣傳。此外，大內青巒還加入1874年9月由小野梓、馬場辰豬、口田卯吉等人創辦的《共存雜誌》，從佛教的立場論證人民的權利與義務、人類共存等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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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期佛教還向海外派遣留學生，表現了自身的進取性。19世紀中葉在英法等國興起了搜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經籍的風潮，這對日本佛教界產生了巨大的刺激，各宗派紛紛派員赴歐美取經。如：真宗西本願寺1872年1月派島地默雷等巡遊歐美，分別於1873年和1874年歸國；東本願寺於1872年9月派法嗣現如等赴歐洲，翌年7月回國。此後， 1876年東本願寺又派南條文雄、笠原研壽赴英國專門學習梵語，而西本願寺分別於1875年派今立吐醉赴美、1881年派北畠道龍赴歐美、1882年加派藤枝澤通和藤島了穩赴法國、菅了法赴英國。其中藤枝在法國滯留約10年、菅了法滯英兩年半學習梵語，藤島在法國9年，用法語從事日本佛教的介紹。這些歸國留學僧，在校勘出版佛經等領域，為日本近代佛學研究留下了諸多業績，南條文雄除佛教研究業績外，還就任真宗大學（後來的大谷大學）校長[43]。總之，這時期的佛教僧人留學潮為近代日本佛學研究和佛教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由上述可見，從廢佛毀釋災難中甦醒過來的佛教，為自己的生存展開了進取革新運動，並向社會宣傳佛教也參與到文明開化中來，顯示出積極向上的姿態，同時也在實現佛教向近代的轉型。

  19世紀80年代後期，是日本國家權力的確立時期，隨著《大日本帝國憲法》和作為國民精神和國民道德準則的《教育敕語》的頒布，形成了對此前歐化風潮的反動。之後，佛教界雖然仍在進行結社活動，但之前的啟蒙性質逐漸褪色。島地默雷、井上圓了與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結成政教社，發行機關刊物《日本人》；以大內青巒為中心的一批僧俗兩界同道結成「尊皇奉佛大同團」，發行《大同新報》雜誌，旨在以尊皇奉佛的形態實現佛教與國家主義的結合。

  這一時期佛教界的主要精力還集中在「破邪顯正」運動。所謂「破邪顯正」即是在反對基督教的基礎上顯示佛教的「正道」。1873年明治政府被迫廢除對基督教的禁令，明治憲法規定的信教自由又進一步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實際是把基督教與佛教放在了同等的位置。這意味著佛教好不容易與神道委屈言和，又迎來了基督教這個新的競爭對手。

  真宗大谷派僧侶井上圓了（1858—1919）可以說是這個時期「破邪顯正」的旗手，他於1885年畢業於東京大學哲學科，對西洋哲學也頗有研究，著述多達百餘部。井上代表作《真理金針》《佛教活論》（由《佛教活論序論》《破邪活論》《顯正活論》《護法活論》四編組成）頗具影響力。井上圓了從哲學的角度對佛教進行了詮釋，並證明佛教可對國家發揮作用，同時認為基督教是反哲學、反國家的，佛教能經得住哲學的批判所以是真理，而基督教與真理不合所以應該排斥。1887年井上圓了創立哲學館（今東洋大學），教育內容是囊括神、儒、佛的東洋學，校訓是「護國愛理」。然而，井上排斥基督教並不是要排斥西洋思想，這也可以從他於1903年為祭奠世界哲學四聖（釋迦、孔子、蘇格拉底、康德）開設哲學堂得到證明。

  為向政權靠攏並爭取民心，佛教各派在甲午戰爭中積極配合戰爭，進行從軍傳教，慰問士兵和野戰醫院傷員，以各種方式祈禱戰爭勝利等等。可以說，佛教在完成了與時代相適應的過渡期後，逐漸失去了啟蒙時代的近代性，轉向狹隘的國家主義。另一方面，面對基督教在日本興辦的慈善事業尤其是在教育等領域的影響，佛教也不得不被迫跟進，諸如設立孤兒院和慈善醫院、從事防止溺嬰運動、設立感化院、興辦護士培養所等等，志在擴張佛教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