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佛教運動

  自明治以來，佛教界始終把「護國即護法」作為自己的護身符，但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日本開始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佛教界開始出現要求脫離政權甚至與帝國主義相對峙的訴求。

  1899年由在家佛教徒組成佛教清徒同志會（後更名為新佛教徒同志會）並發行《新佛教》（1900）雜誌，提倡「新佛教運動」。《新佛教》創刊號就明確地提出以實行新佛教為己任，對當時的佛教界狀況進行了批判，認為：佛教教團是舊佛教，習慣腐朽、形式陳舊，僅教人超自然的幽遠和無常觀而與人生本義和人類正義毫無關係，思想陳舊等等。

  新佛教運動提出六條綱領[44]：

  1.以佛教的健全信仰為根本意義；

  2.振興、普及健全的信仰、知識及道義，致力於社會的根本改善；

  3.主張對佛教及其他宗教進行自由研討；

  

  4.期待根除一切迷信；

  5.不認為有必要保留傳統的宗教制度及儀式；

  6.拒絕一切政治上的保護和干涉。

  上述綱領與「舊佛教」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透露了新時代清新的氣息，並以此來嘗試否定舊佛教，樹立新佛教。他們開展了諸多社會活動，諸如：與舊佛教展開論爭、反對對宗教實行政治干預、針對日俄戰爭發表厭戰言論、甚至與一些基督教教派接觸，與以堺利彥為中心的平民社交往、參加廢娼運動等等。新佛教運動對佛教的現代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是也因為這些激進的主張，《新佛教》遭到政府封殺，新佛教運動同仁也遭到了來自佛教教團的激烈迫害。

  與新佛教運的社會實踐相對，同時出現了從佛教自身追求樹立近代信仰的「精神主義」運動，其指導人物是崇尚西洋哲學而又親身苦行禁慾生活的真宗大谷派學僧清澤滿之（1863—1903），其思想載體是1901年創刊的《精神界》。《精神界》第一號上就對「精神主義」作了詮釋：「作為吾人處世之完全立腳點，依存於『絕對無限者』，而得到此立腳點的精神發達的途徑，謂之『精神主義』。」[45]這裡的「絕對無限者」指的是信仰對象的神聖，在佛教即意味著佛、如來。精神主義主張自身的信仰經驗，強調要從現實的煩惱苦悶中解脫出來，就需要通過精神內省的途徑來完成，無需為向外追隨他人而煩悶憂苦。自身精神不足時應求之於「絕對無限者」，而不應該求之於「相對有限的」人或物。「精神主義」既是生活在通過自身與「絕對無限者」相對應而生成的內在充實的精神世界。簡而言之，既是在自身有限的精神中開發無限的大境界，這是一個不斷修行的結果。

  上述理論屬宗教性的信仰學說，過分強調了主觀的絕對性，似乎顯得過於消極。不過，如果觀照當時日本社會的狀況不難發現「精神主義」的創造性和獨立精神。首先，「精神」一詞是取自西洋哲學中的概念，但是其思想基礎卻是東洋的佛教，即從哲學復歸宗教。由此，與「破邪顯正」相對，邁出了佛教與西洋哲學對話的一步。清澤滿之雖然以40歲生涯早逝，但他的思想為日本佛教界和思想界留下了重要的遺產，對其後創立日本近代哲學體系的西田幾多郎產生的影響尤為深刻。其次，當時國家主義發展趨向軍國主義化，佛教教團也大多依附於權力而被編入國家主義體制之內，一些有獨立思考精神的知識分子深受壓抑。而「精神主義」的特徵是與教團佛教、學問佛教、社會佛教不同的精神上的「信仰佛教」。這種信仰並不是消極保守的，而是針對壟斷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所產生的殘酷的社會弊端給人們帶來的煩惱，即針對近代人的近代煩惱而提出的精神解脫的途徑，開拓了一條掙脫政治束縛的近代宗教信仰的路徑。因而，「精神主義」是對佛教走向政治化的國家主義的抵制，捍衛了佛教自身的尊嚴，顯示了思想自衛、信仰自救、精神獨立等文化意義。

  與「精神主義」一起探索近代佛教進路的還有：近角常觀（1870—1941）的求道學舍發行的《求道》，提倡實踐信仰的「求道運動」；伊藤證信（1876—1936）刊行《無我之愛》雜誌，倡導「無我之愛」運動等等。此外，前述新佛教運動展現了佛教積極進取的一面，佛教中部分人士積極地研究社會問題，開始接觸社會主義運動，新佛教教徒同仁與堺利彥、幸德秋水等平民社成員保持著密切的關係。1910年政府以「大逆事件」為由，鎮壓社會主義運動，被執行死刑的幸德秋水等「十二烈士」中就有僧侶內善愚童表現得極為慷慨，同時還有兩名僧侶被判無期徒刑。

  然而，這些運動都沒能阻止佛教與國家權力的結合。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神道、佛教、基督教三教代表1500餘人參加了大日本宗教大會，分別派遣隨軍布教使和慰問使。佛教各宗共派遣布教使60人，慰問傷員、舉行招魂法會等等。日俄戰爭後，教團佛教墮落為國家權力的御用宗教，而且成為抑制社會主義等進步勢力的工具。1911年政府明確強調宗教在抵制「危險思想」對策中的作用。佛教方面，在出席1912年由內務大臣主持的三教會議上作出決議：「吾等各發揮自身教義，扶翼皇運，以圖國民道德不斷振興」；「吾等融和政治、宗教及教育，以資伸張國運。」[46] 1904年，日本佛教各宗有寺院72002所，住持53110人，檀家28131655人，普通信徒19036575人。[47]這些數字表明，佛教在下層群眾中具有相當廣泛的基礎，由此也可以知道佛教教團的政治傾向將對日本政治，尤其是在對外戰爭動員中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由上述可見，明治佛教分離為兩個發展方向，一是以佛教教團組織為主導的通過與國家權力妥協而維持佛教的勢力；二是以知識層為主的試圖通過脫離政權而實現近代佛教的獨立，而最終後者的呼聲幾乎被前者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