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極端國粹主義

  文化國粹主義對西化的反思和提倡傳統文化，頗似平安時代對漢文化的反芻。在平安時代的反芻過程中生成了融合漢文化之後的國風時代，然而，明治時代的反芻卻沒有生成新的融合東西的「國風文化」。伴隨著文化國粹主義日趨占據輿論的主流，此前政治色彩濃重的國家主義和皇室國粹主義也隨風翻浪，泛起了狹隘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國粹論，筆者稱之為極端國粹主義。

  

  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了天皇「萬世一系」的正統性和「神聖」不可侵犯性，天皇還握有作為「統治權」的主權，從而確立了皇權至上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頒布《教育敕語》後，通過教育不間斷地將皇國思想注入臣民的精神之中，逐漸鑄成了以天皇崇拜為中心的「國體觀念」。

  在天皇制國家權力定音鼓的指揮下，極端國粹主義甚囂塵上：法學界穗積八束提出「日本國體特殊論」的國家學說；歷史學領域的神道學家們對久米邦武「神道乃祭天之古俗」一文進行政治圍攻；宗教界1888年由川合清丸、鳥尾小彌太、山岡鐵太郎等人結成「日本國教大道社」，發行《大道叢志》，鼓吹通過整合神儒佛三教以成大道之國教；1890年「惟神學會」成立，發行《隨在天神》雜誌，1892年9月又發行《神道》雜誌。這一系列宣揚國家神道的極端國粹主義狂潮幾乎淹沒了西化的聲音，文明開化時代基本結束。總體而言，日本從明治前期的西化主義轉向了弘揚傳統的國粹主義時代，而這個文化風向標，也預示了明治後期日本內外政策的走向。

  在這種社會氣氛下，文化國粹主義勢難獨善其身。尤其是文化國粹主義們曾經極力讚美日本的風土和文化，在客觀上也助長了日本民眾唯己獨尊的文化意識，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1894年）[68]可謂典型。書中認為日本的自然景觀是在同為東方的中國和朝鮮見不到的「自然美的極致」，從而發出了「江山洵美是吾鄉」的自我陶醉式的讚美。甚至設專章讚美了幾乎遍布日本全境的活火山的「勇壯」的自然景觀，認為火山才是日本風景的代表。《日本風景論》通過讚美日本的風土，論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以及文學、歷史、藝術等日本的國粹，認為風土造就了日本的國粹。志賀雖然是站在與西歐對抗的位置讚美日本的，但是該書綜合了西洋人和日本人各自的自然觀，這種兩重性也是人們把作為政教社代表的志賀重昂定性為「開明的國粹主義」的理由。

  志賀重昂的目的在於通過讚美日本的自然景觀，樹立一種審美意識，並以此喚起日本人的民族認同，可謂典型的文化國粹主義論。但是在皇國主義、極端國粹主義泛濫的大背景之下，文化國粹主義在建立日本人的民族文化認同的同時，也被曲解為日本民族至高無上，經常被用作反西化思想和極端國粹主義的助推器。

  此外，政教社成員中本來就有如杉浦重剛傾向於國家主義者，他認為：「日本皇統連綿相繼，始終保持著尊嚴，這只能解釋為顯示了皇室積蓄的『勢力』無以倫比的強大。」[69]隨著甲午戰爭後三國干涉還遼，日本進入了對俄戰爭準備的「臥薪嘗膽」時期，輿論界也急劇轉向極端國家主義和排外主義。曾經作為文化國粹主義旗手痛斥藩閥政府的志賀重昂開始「轉向」，接受了政府的「橄欖枝」，在藩閥政治首腦伊藤博文的誘導下加入政友會，並成為議員，反省自己「消極主義」[70]的失誤，轉而支持政府的「積極主義」政策。主持《太陽》雜誌的高山樗牛（1871—1902）主張把日本主義[71]作為國民實踐的道德原理。更有提倡平民主義的旗手德富蘇峰（1863—1957）也轉而鼓吹國家主義。

  面對甲午戰爭後甚囂塵上的國家主義風潮，仍有文化國粹派陸羯南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慨嘆「個人元氣的喪亡」，認為「在國家名義之下，甘願忍受負擔和所有的牽制，可以說是忠順的日本民族的特性，所謂忠順的結果，造成個人（自由）的不發達，以至於國家發達遲緩，此絕非當今之世應該慶賀之事」。[72]然而，此時文化國粹主義已是風光不再。

  史學界對國粹主義思想歷來評價不一，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國粹主義是明治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表現。不過，這裡的問題是，應該將文化國粹主義剝離出來。甚至有日本學者認為：「他們並非狹隘的排外主義者，而是繼承了以國家的富強為目標的文明開化運動的精神。」[73]筆者大體贊同這種觀點，這是因為：

  首先，文化國粹主義完全是民間自發的，它雖然激烈地批評政府政要華而不實的膚淺的西化主義，但與立足於國家神道、作為意識形態的極端國粹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即文化國粹主義並非國家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判斷文化價值的社會思潮。

  其次，文化國粹主義並非要拒西洋文化於千里之外，而是主張西洋文化應該與日本文化相協調，尤其提倡接受西洋先進的科學技術。正如有日本學者所言：「他們的國粹主義，不像江戶鎖國時期以本居宣長為代表的國學那樣從內心否定排除外國（中國）的思想，而是因開國接觸到外國（歐洲）的思想，尤其是外國的民族主義思想。正是感受到外國的威脅，才致力重新設計組合本國的特色，以回應西歐。」[74]

  本來政教社主張的文化國粹是對「非理性西化」現象的一種反動，初始目標是要弘揚民族文化，恢復對民族文化的認同，也確實為明治西化時代的「文化糾偏」發揮了正面作用。然而，另一方面，文化國粹主義者們的言論也暴露了諸多狹隘民族主義思想，尤其是日本民族優越論，被極端國粹主義利用，甚至被後來的軍國主義者利用，成為侵略思想的一個根源。總之，「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從國粹中引出日本主義、亞洲主義的狹隘民族主義內容，以至使國粹成為反現代性及侵略主義的精神基盤」。[75]也許這個結果有悖文化國粹主義者們的初衷，然而也不可否認，文化國粹主義對日本風土和文化的自我陶醉，在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社會背景下，使日本人民錯誤地感受了這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