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明開化悖論

  日本的文明開化運動不僅僅是日本一國的事情，它是一次非西方國家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嘗試，其中有文化衝突、選擇、融合等一系列近代以來所有非西方國家所必須經歷的文化過程。探討此一問題，或可有助於擺正本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係。

  明治前期的文明開化運動大規模引進西洋文化，可以說是日本歷史上自大化改新飽食中國文化以來的又一次文化盛筵，為日本文化添加了新養料，可視為一次日本文化的重組過程。然而，盛筵之餘和重組結果如何，才是對文明開化總體評價的依據。

  首先，人們一直認為文明開化時代是日本吸收西洋文化而發生突變的時代，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次文化進步的「奇蹟」。然而，這種觀點是文明開化成果被人為放大的結果。其一，諸如穿西服、吃大餐、住洋房等高消費，只是少數社會上層才能享受的生活，城市貧民和廣大農民大多沒能全面享受到這種開化的成果，因而可以說是少數人的文明開化。其二，文明開化主要表現在對西洋物質層面尤其是技術的攝取，諸如東京和橫濱市中心的「煉瓦洋樓」、瓦斯路燈、京濱線的火車。即使是身穿洋服的官吏、老闆們，回到家裡還是身著和服。由於女性出外工作的並不多見，因而其服裝、髮髻以及在家庭中的角色，與江戶時代並無本質的區別。其三，文明開化基本限於東京等大城市，而在農村，一眼望去仍然是江戶時代的風景。當年小泉八雲實地考察之餘說過：「你可以做深入內地200英里的旅行，你絕不能看見什麼新文明的大發展。」[76]這也是後發現代化國家帶有普遍性的發展不平衡的宿命。

  其次，還應該看到文明開化運動中的庸俗化現象。在當時就有人諷刺文明開化過程中的浮躁盲目和庸俗膚淺：「文明開化這句話，最近一個時期已經成了人們的口頭禪了。可是真正知道文明開化這一譯語的真意而談論的人卻不見得有多少。常聽人說，『說是吃了豬肉就文明了。』『那位先生這些時候一直打著陽傘走路，真是太文明了。』『穿著鞋就進屋子這可真是文明的讓人受不了。』根本不了解原意，只是胡亂地把一些耳聞目睹的新鮮事物看作是文明開化。」[77]在當時，穿洋服說英語者就被看作是大人物，甚至讓兩位小說中的人物站在倫敦大橋上展開對話，一位說：「真不愧是西洋，連乞丐都穿洋服，太刺激了」，另一位回答：「俺剛才也在想，連吃奶嬰兒都能說英語。」[78]總之，是言必談西洋，西洋人不穿和服，所以要穿西服。西洋人不留髮髻，所以要剪髮戴帽。甚至竟然出現文盲海員在東京大學執教的奇聞。[79]像森有禮也提出了廢除使用千餘年的漢字而改用羅馬字之類不切實際的方案。「甚者欲改良人種而倡說日本人務須以西邦人為配偶。」[80]鹿鳴館的西化主義更是一部滑稽時代劇。

  文化「媚洋」給人們留下了寬闊的思考空間，如何對待傳統文化與西洋文化的問題困擾了非西方國家幾個世紀。日本的文明開化與諸多非西方國家不同，它是在非殖民地條件下進行的，因此日本人可以相對主動地接受西洋文化而相對較少感情上的抵抗情結。有日本學者曾提出過如下的命題：「極端而言，日本人為了生存出賣了自己昔日的靈魂。然而其他國家因為沒有出賣靈魂而變成了殖民地。」[81]在此，又為世人展示了日本對外來文化功利主義的特點。

  最後，談談制約文明開化運動的瓶頸。

  在文明開化過程中，日本傳統文化受到強烈的衝擊而出現衰落跡象，但西方深層文化以及社會理念等並沒能清晰、系統地融入日本人的社會生活之中。正所謂：傳統文化的太陽已然落山，但西洋文化的月亮尚未升起。這是日本歷史上一個因內外文化接觸而產生的文化迷離時代。究其原因，實為日本上層所製造的政治文化瓶頸所使然。

  島津久光（1817—1887）[82]可謂反對文明開化的代表之一。他曾上書明治天皇嗟嘆：「於方今之政體，因國運日衰，萬古不易之皇統亦陷於共和國之惡弊，終將成洋夷屬國之形勢。」島津還認為天子的學問在於講明皇國固有之大道，而西洋之學只是一種技藝，並非急務。島津對改革官服也頗為不滿：「服制容貌旨在嚴內外之辨，分貴賤之等，王政之要典、治國之大經最不容疏忽，今悉破舊典，貴賤無別，內外不分，且上下一班用西洋冠履而不知恥，禮制混淆，以至先王之大經大法蕩然湮滅。」[83]島津久光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上層的態度。可見，在文明開化正在進行時，就已經顯示出傳統與西化的不和諧。那麼這二者的關係是如何演繹的呢？

  西村茂樹《轉換說》云：「我邦近年之大轉換，初以尊王攘夷為原質而起……今尊王攘夷曰第一原質，文明開化曰第二原質。第一原質羨古而卑今、尊上而賤下，以自尊而厭惡他國。第二原質棄古而取新、損上而益下，去尊大之風而厚交際之禮。故，第一原質與第二原質相異而如黑白冰炭不能相容。然而，曰此兩種原質同時集於一政府一人民，實可謂不可思議之事。初第一原質之力甚強，因之奏轉換之功甚速，後第二原質之力漸生，雖名義而言藉第一原質之力，然實效而言多用第二原質之力……第一原質雖有益於加速轉換之功，然若僅此第一原質，則陷固陋偏僻之俗，不能奏與萬國並立之功。值此大轉換之際，得以合併第一原質與第二原質者，乃祖宗之神靈、造物者之意，實可謂此國之大幸。」[84]

  引文稍顯冗長，但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明治政府與文明開化之間的悖論。明治政府是在以封建大義名分論為支撐的王政復古之後誕生的，因而並不是基於近代市民國家意識成熟的結果。文明開化也是自上而下的社會變革運動，是由天皇垂範、政府推動、官僚學者們主導的。這種歷史的邏輯關係，從一開始就潛伏著文化悖論，註定了這場運動將要受到傳統封建政治的制約。思想啟蒙的夭折和啟蒙思想家們的變節，如實地反映出文明開化運動不可能衝破傳統政治文化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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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開化實際上是兩個層面上的問題，政府的初衷是要通過文明開化，為日本的現代化做出文化上的調整，而民間則把文明開化視為獵奇，沒見過的事物就是文明開化，這就使得明治初期的文明開化運動流於形式，甚至由政府創造了「鹿鳴館文化」。另一方面，一旦「文明過頭」政府將毫不猶豫地出手進行「調控」，包括由官僚學者們組成的明六社也只存在了兩年，而《明六雜誌》的壽命僅僅為20個月。

  教育文明開化的情形也與思想啟蒙的脈絡大致相同。明治初年西學風行時期，許多小學讀物和修身課本乾脆就是從西文翻譯過來的，學生們自然潛移默化地接受自由平等和個人權力等理念。其實，當時對學校教育的內容就有諸多觀點，或主張應該保存日本傳統以及儒家思想和大和魂的價值觀念，或主張西化教育，或既反對西方的自由主義，也反對純粹傳統，而提倡應該向學生灌輸現代民族主義的價值觀。然而，明治時期的一些有關教育的重要法規文件等，基本上都是在明治天皇侍讀元田永孚主持下起草的。天皇當然不願意看到自己的權威受到任何質疑，於是在教材中逐漸加入了有利於樹立天皇絕對權威、以尊皇為主旨的傳統道德觀念、神道思想、民族主義等內容。1990年頒布的《教育敕語》可以說是日本近代教育的最高原則，天皇制國家已經全面控制了教育機器。

  明治初期的文明開化對西洋文化的不同部分做出了不同的價值判斷，這種判斷有政府的也有民間的，有理性的也有感情的。在日本文化與西洋文化相互碰撞中，既有文化篩選，也有文化融合，當然還有文化衝突。文明開化運動的結局是矯枉過正，這不僅表現在政府主導的向極端民族主義的倒退，也刺激民間出現了對過度西化進行反省的國粹主義思潮。

  （本章第三節第2部分原載《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其餘內容原載《日本近現代文化史》）

  【注釋】

  [1]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1》，洋洋社1955年，第1頁。

  [2] 參閱木村毅：《文明開化》，至文堂1954年，第9頁。

  [3] 木村毅：《文明開化》，前言第3頁。

  [4] 武安隆：《文化的抉擇與發展——日本吸收外來文化史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頁。

  [5] 福澤諭吉著、馬斌譯：《福澤諭吉自傳》，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277頁。

  [6] 福澤諭吉著、馬斌譯：《福澤諭吉自傳》，第293頁。

  [7] 福澤諭吉著、馬斌譯：《福澤諭吉自傳》，第295頁。

  [8] 福澤渝吉：《勸學篇》，岩波書店1992年，第29頁。

  [9] 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32—133頁。

  [10] 石田一良編：《日本思想史概論》，吉川弘文館2001年，第240頁。

  [11] 福澤諭吉著、馬斌譯：《福澤諭吉自傳》，第289頁。

  [12]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1》，第231頁。

  [13] 參閱沼田次郎編輯：《日本與西洋》，平凡社1980年，第392頁。筆者又稍加補充。

  [14] 鹿野政直：《近代日本思想案內》，岩波書店2004年，第40頁。

  [15] 1874年4月—1975年11月，共43期，每期平均20頁左右，發行量為3205冊。

  [16] 山室信一、中野目徹校註：《明六雜誌》上，岩波文庫2008年，第276頁。

  [17] 山室信一、中野目徹校註：《明六雜誌》上，第336頁。

  [18] 參閱日本史研究會編：《講座日本文化史》第七卷，三一書房1962年，第38頁。

  [19]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5》，洋洋社1955年，第584頁。

  [20] 有關加藤弘之思想轉向前後的研究，可參閱王長汶：《加藤弘之憲政思想研究》，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6年。

  [21] 福澤諭吉：《通俗國權論》，載《福澤諭吉全集》第四卷，岩波書店1964年。

  [22] 王桂編著：《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08頁。

  [23] 本山幸彥編著：《明治前期學校成立史》，臨川書店1990年，第6頁。

  [24] 梅溪升：《雇用外國人1》，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68年，第52—53頁。

  [25] 參閱武安隆：《文化的抉擇與發展——日本吸收外來文化史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頁。

  [26] 內山克己等：《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學藝圖書株式會社1993年，第119頁。

  [27] 內山克己等：《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第84頁。

  [28] 大久保利謙等編：《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89頁。

  [29] 王桂編著：《日本教育史》，第122頁。

  [30] 參閱內山克己等：《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第135—137頁。

  [31] 參閱內山克己等：《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第142—143頁。

  [32] 宮原誠一等編：《資料日本現代教育史4》，三省堂1974年，第81頁。

  [33] 轉引自臧佩紅：《近代日本教育行政的「敕令主義」》，載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編：《日本研究論集2006》，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有關明治教育史，臧佩紅著《日本近現代教育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另有詳論。

  [34] 吉田茂著、孔凡等譯：《激盪的百年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第11頁。

  [35] 西村茂樹：《日本道德論》，岩波書店1968年，緒言。

  [36] 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史史科4》，岩波書店1997年，第200頁。

  [37] 山本文雄編著，諸葛蔚東譯：《日本大眾傳媒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頁。

  [38]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1》，第190—191頁。

  [39] 內川芳美、新井直之著、張國良譯：《日本新聞事業史》，新華出版社1986年，第3頁。

  [40]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1》，第323頁。

  [41]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1》，第326頁。

  [42] 山本文雄編著，諸葛蔚東譯：《日本大眾傳媒史》，第29頁。

  [43]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1》，第327頁。

  [44] 天皇即位、大嘗祭等最重要的儀式上穿著的禮服。

  [45] 彼得大帝推行新政是從他自己剔須開始的，但遭到激烈的反對，於是他作出了蓄鬚要納稅的規定：城裡富商蓄鬚每年納稅100盧布，領主和官吏納稅60盧布，城市居民繳稅30盧布等等。

  [46] 日本傳統的化妝品含鉛等有害物質很高，而新式撲粉等不含鉛。

  [47] 參閱木村毅：《文明開化》，至文堂1954年，第37—38頁。

  [48] 即牛肉火鍋，因明治初年仮名垣魯文的小說《安愚樂鍋》而得名。

  [49] 參閱邱傑：《近代東京的繁華街區與西方文化的接受》，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6年。

  [50] 一套建築有並排相連的若干房間，每戶住一間，都要共用一個門洞，沒有隱私可言。

  [51] 參閱石田文彥：《近代日本的技術移植——以石油產業為例》，載日本研究院編：《日本研究論集2004》，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52] 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的世界》，白水社1995年，第7頁。

  [53] 木村毅：《文明開化》，第56—57頁。

  [54] 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的世界》，第8頁。

  [55] 木村毅：《文明開化》，第50頁。

  [56] 木村毅：《文明開化》，第64頁。

  [57] 石田一良編：《日本文化史概論》，吉川弘文館1981年，第472頁。

  [58] 《日本人》創刊以來屢遭鎮壓，命運多舛。1891年停刊，改名《亞細亞》發行，又遭鎮壓，1893年作為《日本人》復刊，1895年又停刊。

  [59] 志賀重昂：《〈日本人〉所抱宗旨之告白》，載松本三之介編：《政教社文學集》，築摩書房1980年。

  [60] 志賀重昂：《〈日本人〉所抱宗旨之告白》。

  [61] 三宅雪嶺：《真善美日本人》凡例，載吉野作造編輯：《明治文化全集》第15卷，日本評論社1929年。

  [62] 志賀重昂：《〈日本人〉所抱宗旨之告白》。

  [63] 志賀重昂：《〈日本人〉所抱宗旨之告白》。

  [64] 松本三之介編：《政教社文學集》，第178頁。

  [65] 西田長壽、植手通有編：《陸羯南全集》第五卷，美鈴書房1970年，第520頁。

  [66] 用金銀等金屬粉或色粉在器物上描繪圖案的日本特有的工藝美術，始於奈良時代。

  [67] 石田一良編：《日本文化史概論》，第474頁。

  [68] 可參閱戴宇：《志賀重昂國粹主義思想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9年。

  [69] 松本三之介：《明治思想中的傳統與近代》，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年，第187頁。

  [70] 所謂消極主義，是文化國粹主義的主張，即以國民的內發性、尊重國粹為基礎漸進地實現現代化。與此相對的積極主義是藩閥政治家們的主張，他們提出即使犧牲國民的生活也要貫徹自上而下地，包括擴軍備戰在內的「發展」道路。

  [71] 高山樗牛將日本主義解釋為獨立自主地發揮日本歷史上天皇建國之初擁有的道德原理。參閱高山樗牛：《贊日本主義》，載《太陽》第三卷第三號，1897年6月。

  [72] 陸羯南：《個人元氣的喪亡》，載西田長壽、植手通有編：《陸羯南全集》第六卷，美鈴書房1971年。

  [73] 石田一良編：《日本文化史概論》，第473頁。

  [74] 大久保喬樹：《日本文化論的系譜》，中央公論社2003年，第16頁。

  [75] 盛邦和：《中日國粹主義試論》，載《日本學刊》2003年第4期。

  [76] 小泉八雲著、落合貞三郎編、胡山源譯：《日本與日本人》，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6頁。

  [77] 吉田茂著、孔凡等譯：《激盪的百年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第12—13頁。

  [78] 木村毅：《文明開化》，第18頁。

  [79] 木村毅：《文明開化》，第18—19頁。

  [80] 大隈重信：《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第755—756頁。

  [81] 日本文化論壇編：《日本文化的傳統與變遷》，新潮社1958年，第130—131頁。

  [82] 原為薩摩藩藩主，1874年任左大臣。

  [83]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1》，第196—197頁。

  [84] 石田一良編：《日本文化史概論》，第633—6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