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媒體與社會生活 1.報刊雜誌的盛行

  報刊雜誌無疑是近代文明社會的重要工具。

  早在17世紀日本就已經有「讀賣瓦版」為庶民提供新聞。這是在江戶街頭出現的一種單張單面的出版物，其內容多為天災人禍、情死、怪異等等的即時消息。一般是以粘土坯刻版，因而稱瓦版。又因販賣者為吸引買者而邊讀邊賣，謂之「讀賣瓦版」。有觀點認為，讀賣瓦版是日本報紙的雛形。

  從幕末時期開始出現十餘種由外國人在日本發行的「歐字新聞」，如1861年英國人漢薩德（A. W. Hansard）創辦的《長崎航訊》（Nagasaki Shipping Listand Advertiser）、布萊克（John Reddie Blace）創辦的《日本先驅報》（Japan Herald）等。[37]由於這些報紙的刺激，再加隨著開國以後國內外形式的複雜多變，幕府逐漸感覺到在第一時間了解海外世界動向的必要性，同時也認識到必須要向國人宣傳開國是大勢所趨，以爭取輿論的配合。1862年終於在日本發行了最初的報紙《官版巴達維亞新聞》，內容是由蕃書調所的蘭學家們摘譯自荷蘭駐巴達維亞（即雅加達，荷蘭占領後改稱巴達維亞）總督府的機關報。在民間還有1865年美籍日本人浜田彥藏發行的《海外新聞》。

  本章節來源於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

  由於朝幕的政治對立發展成戰爭，以及幕府倒台後形勢的撲朔迷離，人們急需了解局勢發展動向，為滿足這種需求，僅1868年創刊的報紙即有38種[38]。這些報刊的文章大多支持幕府一方，對薩長兩藩中傷大政奉還後的德川慶喜的做法極為反感，因而對明治政府基本是採取批判的態度。其中1868年柳河春三發行的《中外新聞》是由日本人創辦的首份日文報紙，也是當時最有聲望的報紙。福地源一郎擔當編輯的《江湖新聞》以其政論大放異彩，福地源一郎因發表攻擊明治政府的文章「強弱論」，招筆禍入獄，報紙也遭禁。當時也有「勤王」報紙《太政官日誌》《各國新聞紙》《內外新聞》以及《都鄙新聞》等等。佐幕報刊與勤王報刊對政局展開了非常激烈的論爭，這也是當時報紙驟然湧現的重要原因之一。

  《江湖新聞》事件後，政府發布報紙取締令，除極個別有外國背景的報刊之外，所有佐幕報紙均遭封殺，由此一舉掃蕩了民間反政府的輿論。之後政府發行的《太政官日誌》一統天下。知識界對此舉極其失望和不滿，明治政府也逐漸意識到自己正在標榜尊重民主自由和尊重輿論，即所謂「萬機決於公論」「天地之公論」等等，如此粗暴地封殺報紙，無異於自毀形象。為緩和與知識界的對立，收拾社會人心，政府又於1869年2月公布了比較溫和的《新聞紙印行條例》，雖然大大放寬了管制，但還是規定了「不許對政法妄加批評」「不得宣傳佛法」等條款。之後《中外新聞》等四種報紙得以復刊，又有《明治新聞》等若干報紙創刊，不過這些報紙都是不定期的。從幕末開國到明治政府建立這段時間是日本報業的孕育期，而明治政府對報刊的態度，向新聞自由發出了不祥的信號，這也就規定了日後政府通過管制和操縱，以「引導」報刊輿論的基調。

  為配合文明開化大局，政府對報紙採取了有條件的扶植政策，強調「新聞紙應以開啟人們知識為目的……擔任文明開化的先導」[39]。這期間出現了許多官方系統的報紙，諸如：1870年大學南校創刊、箕作麟祥指導編輯的《海外新聞》；在神奈川縣知事的支持下由橫濱富商出資，子安峻、栗本鋤雲等編輯的日本第一份日報《橫濱每日新聞》；1871年在木戶孝允指示下創辦、畫家長三洲和佛教界島地默雷等編輯的《新聞雜誌》； 1872年在大隈重信和江藤新平支持下，由條野傳平等人創辦的《東京日日新聞》；日本郵政之父驛遞局負責人前島蜜創辦的《郵便報知新聞》等等。此外，還有地方扶植的《京都新聞》《大阪新聞》等創刊。1872年共有20餘種報紙創刊，「是我新聞發達史上劃時代的年份」[40]。在新一輪的創刊熱中，政府掌握了先機。1872年3月大藏省指示為全國3府72縣訂閱《新聞雜誌》、《日報社新聞》（《東京日日新聞》）和《橫濱每日新聞》。這段時間政府通過報紙壟斷了社會輿論和知識普及，在日本新聞史上稱為「官報」時期。

  1873年政府內部因「征韓」問題兩派徹底決裂，與西鄉隆盛聯袂下野的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島種臣等人，把報紙作為攻擊政府的有力武器。板垣退助等人的「民選議院設立建議書」全文見報，作為民權論第一個公開的聲音，聳動天下耳目，激起由學者、政論家和熱血青年參加的自由民權運動。一時間，報紙成為政治運動的中心，全面批評政府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施政之弊。此一現象在日本新聞史上稱為「政論報刊」時期。對此，政府的回應是於1875年6月先後公布了「新聞條例」和「讒謗律」，對報紙和一切反政府的輿論進行史無前例的鎮壓，甚至出現在德川幕府時期都不曾出現過的令人心驚膽戰的文字獄。法令公布後數年間受處罰的報刊筆禍事件達349件，受處罰人數200餘名，一時東京監獄因筆禍事件入獄者人滿為患[41]。明治政府徹底踐踏、閹割了由他自己提倡的尊重公論和「決於公論」等民主精神，而言論自由本應該是「文明開化」的至關重要的基本原則。

  由於政府對輿論的鎮壓以及報紙本身也因政治化而較少刊載其他社會消息等原因，超越黨派而符合大多數民眾需求的中立性、綜合性的「小報」應運而生。東京的《讀賣新聞》和大阪的《朝日新聞》分別於1874年和1879年創刊。這類報紙的發行量不斷上升，其中《讀賣新聞》發行量居各報之首。至此，日本報刊的發展逐漸開始面向更廣泛的庶民階層，開始發揮著近代市民社會中應有的作用，並逐漸走向成熟。

  1874—1877年日本全國報紙發行量攀升情況[42]

  1881年，以大隈重信為首的自由主義官僚們被排斥出政府的「明治十四年政變」引發了組建政黨的熱潮。著名的有：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福地源一郎分別創立了自由黨、改進黨、帝政黨。各政黨利用報紙進行論戰，諸多報紙幾乎又成了各政黨的機關報。諸如：自由黨的《自由新聞》《日本立憲政黨新聞》；改進黨的《郵便報知新聞》《東京橫濱每日新聞》；立憲帝政黨的《東京日日新聞》《明治日報》等等。期間除各黨黨首外，諸多著名人物參與各黨報刊，如自由黨系統有：馬場辰豬、中江兆民、田口卯吉、田中耕造等人；改進黨系統有：矢野文雄、犬養毅、尾崎行雄、藤田茂吉、原敬等人。帝政黨由於主張主權在君，違背當時潮流，主張超脫黨派之外的政府也認為帝政黨有被看作政府黨之嫌，不久自行解散，因而影響不及自由黨和改進黨。之後，在政府的分化策略下，自由黨於1884年10月宣布解散，改進黨也由於主要黨員退黨而空有其名，他們的機關報也失去了昔日風光，逐漸衰落。這就是所謂「政黨報刊」時期。

  與上述政黨報紙走向衰落相反，沒有捲入黨爭的報刊卻得到了發展。主張「不偏不黨」的《朝日新聞》以中立的事實報導為宗旨並潛心建立起通訊網，還向海外派遣記者。另外，福澤諭吉主辦的《時事新報》也採取不偏不倚的獨立態度，宣傳官民調和。這些辦報方針使他們的報紙贏得了聲譽，發行量也迅速上升。

  從近代日本報刊業的出現和初期的發展過程可以發現一條重要線索，即諸多報紙與政府之間形成了一種複雜微妙的關係。從報人方面言，經歷著與政府既合作又對立的過程。從政府方面言，為各報刊同時準備了蘿蔔和大棒。政府為刺激新聞界的發展和民眾讀報習慣，採取了降低報刊郵費，投稿免郵費等諸多措施。另一方面，對敢於批評政府的報刊採取了嚴酷的鎮壓政策，這也就造成了近代以來，日本在對外戰爭時期國內報界「舉國一致」欺瞞民眾的現象。從明治維新到1945年戰敗為止，政府手中的蘿蔔和大棒輪番上陣，演繹著日本報界屈服、抗爭、再屈服，最終完全淪為專制政府傳話筒的曲折而可悲的宿命。

  與報紙形影相隨的是雜誌。1861—1863年日本就開始翻印並發行在上海出版的《官板六合叢談》《官板中外雜誌》和香港英華書院出版的《遐邇貫珍》。在日本最早使用雜誌一詞的是前述《中外新聞》的創刊人柳河春三，他於1867年創辦了《西洋雜誌》月刊，是日本發行近代雜誌之先驅。《西洋雜誌》第一期提示的辦刊目標是：「廣集天下奇說新人耳目，為此諸科學自不待言，以至百般技藝，有益於世人之譯說，均請不吝賜稿。」[43]

  明治政府建立後的前十年，掌握近代知識的學者、思想家們紛紛宣傳新學，因而形成創辦各類專門雜誌的勃興期。1874—1877年新創刊的雜誌尤其集中，在此僅舉其要者：綜合性的啟蒙類有福澤諭吉編輯的慶應義塾機關刊物《民間雜誌》（1874）、明六社創辦的《明六雜誌》、小野梓主辦的洋學團體「共存同眾」的刊物《共存雜誌》（1875）等等；宗教類有佛教的《報四叢談》（1874）、《名教新志》（1875）和基督教的《七一短訊》（1875）；醫學類有《醫學雜誌》（1875）、《順天堂醫事雜誌》等；漢文學類有：《新文詩》《明治詩文》等。此外，還有東京大學學生創辦的學術雜誌《講學余談》（1877）等。到明治二十年代（1877—1886）除上述各類雜誌繼續增加之外，還擴展到學術、娛樂、婦女兒童等領域。專業學術類如：《東洋學藝雜誌》（1881）、《德國學協會雜誌》（1883）、《中央學術雜誌》（1885）等；文藝娛樂類如：《芳談雜誌》（1878）、《歌舞伎新報》（1879）等；婦女兒童類如：《女學新志》（1884）、《穎才新志》（1877）等等。總體看來，這些雜誌除少數思想類外，大多與政治距離較遠，因而命運似乎比報紙幸運得多，在較少遭受迫害的情況下，逐漸穩步發展並形成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