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思想的啟蒙與邊際

  啟蒙思想的傳播可謂是文明開化的基礎。西洋的近代社會思想在江戶時代蘭學家那裡已經出現了萌芽，幕府六次派使節團出訪歐美，且向歐美派遣留學生，積累了西方知識和西方近代思想。明治天皇和明治政府的要員們都親身經歷了幕末日本與歐美折衝的社會動盪，也為他們的攘夷行動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他們親身感受到西洋國家強大的綜合物質實力，以及支撐物質實力的近代文化觀念的價值。由此，明治政府的要員們放棄了他們幕末時期的攘夷策略，而繼承了幕府的對外開放政策，並明確提出「求知識於世界」的口號。於是在政府的號召下，部分具有西方知識和西方近代思想的知識分子身體力行，西方近代社會思想如同破堤的潮水洶湧撲向日本。這是一場：「源於我國封建制度和西洋資本主義文明之間巨大的氣壓差所引發的颶風，從實質上看，是迅速打破我們祖先過去的不合理的因襲、束縛和桎梏的焦急的欣求自由的運動。」[3]

  提到啟蒙思想的先驅，應首推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國民教師」的福澤諭吉。在傳播西洋文化的過程中，「福澤諭吉可以作為這方面的標本式人物來觀察」[4]。早在1866年福澤諭吉就開始出版《西洋事情》初編三卷，1869全書出版完畢。該書以作者實地考察歐洲各國（法、英、荷、普魯士、俄國、葡萄牙）所得知識見聞為經，參閱英文各類人文社科著述為緯，綜合介紹了西洋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領域，成為當時日本官民對外國作一般性了解的首選參考入門書。福澤諭吉曾擔心：「不知天下有沒有人讀這種書。即便有人讀此書，也很難想像人們會把其中所講的內容使用在日本的實際上。」[5]結果是，「一人說萬人應，不論朝野，凡談西洋文明而主張開國之必要者都把《西洋事情》至於座右。《西洋事情》好像是無鳥鄉村的蝙蝠，物質社會的指南，甚至維新政府的新政令，有的可能也是根據這本小冊子制定的。」[6]該書僅初篇就售出15萬冊以上，如果加上盜版則可達到20餘萬冊，成為明治維新前後流傳最廣的著述，確屬一部喚起日本民眾的啟蒙著作。該書的暢銷傳達了日本人渴望文明開化的信息。

  《勸學篇》沿《西洋事情》拾階而上，是最能反映福澤諭吉文化思想的又一部著作。該書從1872年到1876年共出版17冊（每冊數十頁），總發行量為340萬冊[7]，而當時日本的總人口是3500萬，足見該書的影響無可置疑。《勸學篇》採用實學態度的同時，指出了實現文明開化的具體路徑，那就是必須效法西洋。該書開篇即大膽地唱出了民主自由思想，基於托馬斯·傑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天之生人，億兆皆同一轍」的精神，寫下了「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的名言。福澤渝吉認為人生理應自由自在，沒有被束縛的理由，並提出：「如沒有國中人民獨立之魄力，就不能伸張獨立國家之權利義務。」[8]由此可知，福澤諭吉已經悟出西方近代社會原理的精髓。他具體勾畫了文明社會的六大課題，即獨立自由、信教自由、獎勵技術、普及教育、健全法制和社會設施。福澤諭吉是從根本精神上去理解近代西方社會的，認識到要使日本民族文明開化，就必須掌握「有形的自然科學」和「無形的獨立精神」，從而使他超越了同時代日本的所有思想家，為明治初期的文明開化和思想啟蒙樹立了明確的目標。

  福澤諭吉似乎覺得上述兩書意猶未盡，或許是認為新政府的作為不盡如人意，於是又在1875年出版《文明論概略》一書，更激烈地闡發他的「一身獨立」的社會主題。書中提出了日本社會存在嚴重「權力偏重」的現實，諸如家庭中的男女、父子、兄弟、長幼關係；社會上師徒、主僕、貧富、貴賤、嫡系旁系等關係。而「在政府方面，按著官吏的地位等級，偏重的情形最為嚴重。政府官吏在平民面前作威作福，看起來好像很有權力，但這些官吏在政府里，受上級的壓迫，比平民受官吏的壓迫還要厲害。」總之，「只要有人的關係的地方，就有權力的偏重」。[9]福澤諭吉把這種狀態下的日本人稱作「精神的奴隸」，並認為「日本有政府無國民」。看來，日本的狀況並不能使福澤諭吉滿意，日本仍然要進行「民心改革」，以達到日本人的「一身獨立」。此外，《文明論概略》還深受基佐《歐洲文明史》等著作的影響，用文明發展史觀取代了傳統的儒家勸懲史觀，「可以說顯示了開化期思想著述中的一個頂點」[10]。

  從上述福澤諭吉的啟蒙三部曲可以看出同一個主題，即：「我們洋學者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介紹西洋實際情況，促使日本國民有所變通，早日進入開化的大門。」[11]福澤諭吉的文明論著述確實完成了它的時代使命，日本學者認為福澤的上述著述「對明治初年我國社會給予了無可估量的深遠的感化影響，完成了明治新文化建設和發展的重要使命」。[12]

  啟蒙思想絕不只是福澤諭吉單槍匹馬的獨角戲，明六社和《明六雜誌》就是思想啟蒙知識群體的大本營。

  談到啟蒙思想就不能不提到明六社，就像談法國啟蒙運動必須談論百科全書派學者一樣。明六社成員多是幕府培養的人才，而且大多是幕府洋學機構開成所的成員，或擔當幕府時代與外國有關的工作。明治政府不僅繼承了幕府的開放政策，而且錄用了幕府培養出來的這批知識精英。正是這批人於1873年（明治六年）結成了傳播啟蒙思想的團體「明六社」。

  明六社成員明治維新前後任職情況表[13]

  明六社由森有禮發起並任社長，結社主旨有二，其一：「為推進我國之教育，會同有志者，商議其手段。」其二：「同志集會交換異見，廣知明識。」[14]社員同仁每月聚集兩次，輪流「談論」發表己見並做記錄，不久「談論」演變為公開講演會，而「論談」之記錄，在明六社機關刊物《明六雜誌》上公開發表[15]。公開演講會成為東京文明開化的一大象徵，而《明六雜誌》也成為日本歷史上最初的綜合性人文社科雜誌。

  

  《明六雜誌》刊載內容涉及議會制度、言論自由、政治刑律、經濟貿易、夫妻家庭、男女道德、教育宗教、歷史文化等諸多領域。論者們紛紛發表己見，意在以西洋標準否定日本既存的舊觀念、舊制度。比如，森有禮的《妻妾論》認為，如不廢除「以女子為玩偶」的一夫多妾的惡習，「外國人就會視我國為地球上一大淫亂之國」，甚至把實現權利與義務平等的夫妻關係提高到立國的高度，「夫妻關係乃人倫之大本，本立而道行，道行而國家始立」。[16]津田真道的論題涉及到人權問題，其文《拷問論》提出：「如不廢除拷問，無以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17]西村茂樹的《賊說》提出「朝敵」並不等於「賊」，因而否定了反對君主或政府就是「賊」的傳統觀念，由此還涉及人民有抵抗暴政反映民意的權利，允許反對黨的存在等觀點。西周在《國民風氣論》中指出，日本人因兩千五百多年來奉戴天皇而形成了遠比中國更甚的自視為奴的奴性，為改變這種現狀要提高日本人的權利意識。中村正直的《人民性質改造說》與西周的觀點不謀而合，提出為消除「奴隸根性」就要設立民選議院。中村還提倡男女教育均等論等訴求。

  明六社成員還翻譯出版了諸多西方的思想啟蒙著述。中村正直於1871年出版了譯自斯邁爾斯的《西國立志編》（原書名為Self Help），提倡勤勉敬業、真實忠直等精神，意在激勵「自助人生」。該勵志之作，吸引了廣大讀者，成為學校，甚至私塾的教材，知識人幾乎人手一冊，其影響可與福澤諭吉的啟蒙三部曲相媲美。中村還有譯自穆勒的《自由之理》於1872年出版，宣傳民主自由思想。加藤弘之著《真政大意》（1870）、《國體新論》（1875），宣傳天賦人權思想，主張建立三權分立的立憲政體。加藤認為國家的主體是人民，君主和政府都是為人民而存在的，制定憲法要基於公論，而且必須要防止君主肆意妄為之弊。可以說，加藤弘之在當時的啟蒙思想家中是最激進的政治啟蒙學者。

  此外影響較大的譯著還有：津田真道譯《泰西國法論》、西周譯《萬國公法》、神田孝平譯《性法略》（自然法）等，傳播了自由主義的法理思想；西周的《百學連環》基於孔德的思想奠定了引進西洋哲學的基礎；神田孝平譯《經濟小學》在日本最早介紹了資本主義經濟學說；箕作麟祥譯《泰西勸善訓家》介紹了西洋的倫理道德學說。此外，明治初年刊行的如《萬國新史》等諸多世界史和西洋史書多被學校用為教科書，也在社會上流行。這些著述為文明開化時期的思想啟蒙，提供了豐富的西洋背景知識。

  就在思想啟蒙活動不斷深入的形勢下，1875年政府制定「讒謗律」，修改「新聞條例」，開始全面鎮壓反政府的言論活動，更有《評論新聞》《採風新聞》等報刊被封殺[18]。明六社同仁也被迫面臨選擇，即《明六雜誌》是繼續發行還是停刊，如果繼續發行將面臨著是「做政府的罪人」，還是「屈從於政府」的兩難選擇。結果根據大部分同仁的意見選擇了停刊，明六社也自然解散。

  明治初期的啟蒙思想家們以西洋思想為藍本，把日本文化傳統作為一個整體文化模式而加以否定，有強烈的為改造國民性而全盤西化的傾向。宏觀而論，明治初年的思想啟蒙，為日本建立了不同於傳統的近代知識體系，可以認為是日本近代文化史上最燦爛奪目的一頁。它雖然時間短暫，甚至可以說是一瞬即逝，但它象徵著明治維新後最朝氣蓬勃的時期，反映了啟蒙思想家和與他們互動的日本民眾對未來現代化日本的憧憬。如果日本朝野真的按照啟蒙思想家們開闢的路徑穩步行進，或許有希望創建一個健康的現代化社會。然而，遺憾的是思想啟蒙活動，反而因身體力行民主政治的自由民權運動而夭折，這個結果大概也是明六社啟蒙群體所始料不及的。

  有學者認為明治初年由福澤諭吉等啟蒙思想家領銜主演的啟蒙思想宣傳活動，相當於法國的啟蒙運動。這裡之所以沒有使用「啟蒙運動」這個概念，是因為明六社的結局已經做出了歷史的提示，即明治初年的思想啟蒙活動沒有形成像歐洲尤其是法國那樣演繹出反對皇權專制、反對宗教迷信的社會運動。究其原因，明六社的成員除了福澤諭吉和箕作秋坪之外，都是明治政府的官僚，而自由民權運動主導人物都是沒能進入新政府或被排擠出新政府的人們，再就是一些舊武士階層。這就使得啟蒙思想家和自由民權派實踐家之間，成為先天的對立集團。政府的啟蒙政策實際上是由明六社成員的官僚學者們承擔的，這就顯示出日本近代文化的特徵。即啟蒙的目的是要掃除封建幕府時代的封建思想，而執政者雖然改革意欲強烈，但是他們不希望劇烈徹底的社會大變革，任何超出他們改革範圍的文化都會遭受拒絕。他們一方面要打破德川幕府的統治模式和體制，另一方面就是要在培育資產階級的同時確立集權政治體制。而自由民權派將思想啟蒙變成了以奪取政治權力為目標的政治實踐運動，自然成為政府的反對派，而隨著政府趨於政治保守，啟蒙思想宣傳活動也就走到了盡頭。雖然自由民權運動繼承了啟蒙思想中的部分政治思想，但歸於失敗。因種種原因，近代日本建立了天皇獨攬大權的專制君主立憲政體以及與此相配套的國家神道，而這個結果正是當初啟蒙思想極力批判的對象。換言之，在法國啟蒙運動是推翻專制皇權和宗教迷信的利器，而在日本思想啟蒙之後，反而建立起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專制和迷信。看一下思想啟蒙者的思想蛻變過程，就不難理解這個結局了。

  1874年1月板垣退助等一批下野參議提出「民選議院設立建議書」，並攻擊當時政府專制，揭開了自由民權運動的序幕。當時朝野圍繞建立民選議院問題展開激烈爭論，作為明六社成員的基本態度，認為時機尚不成熟，應先建立貴族院等等。及至明六社解散以後，成員們就開始走向自己所宣傳的啟蒙思想的反面，逐漸向政府靠攏，收起了啟蒙思想的鋒芒，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加藤弘之和福澤諭吉可謂是最極端者。在理論上極力宣揚民主政治的加藤弘之幾乎是歇斯底里地反對民選議院，成為明治政府的代言人。就任東京大學首任校長的加藤弘之於1881年將《國體新論》《真政大意》親自毀版，並於1882年出版《人權新說》，提出天賦人權是妄想，點名道姓地說「古來未曾有之妄想論者其誰乎？即彼有名之蘆騷氏是也。」還說妄想主義妨礙「實理」之發現，妨礙社會之進步，「殊為可嘆。」[19]從而轉變為宣揚社會進化論，支持官僚專制的國權主義者。[20]福澤諭吉則認為自由民權陣營是「無賴者的巢窟」。之後又在「愛國主義」的幌子下，公開主張為在弱肉強食的國際強權政治中生存下去，就必須無視國際法，並於1878年露骨地提出：「可依賴者惟兵力之強弱，百卷萬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21] 1885年福澤諭吉又發表了與強權主義相配套的《脫亞論》，繼而全力支持日本對中國發動甲午戰爭，而且要求日本國民以人權服從於國權，墮落為以侵略戰爭來實現其國權的極端民族主義者。至此，加藤弘之和福澤諭吉的思想變節，自生自宮地閹割了由他們自己大力宣倡的天賦人權論和「一身獨立」的目標。啟蒙思想的夭折已經向人們暗示了近代日本的思想發展空間的限界。

  其實，在啟蒙思想家們的思想脈絡中，西洋不僅是日本追趕的目標，同時也是未來的競爭對手，因而要通過學習西洋喚醒民族主義，從而造就新的日本國民。而要造就新的國民就要脫離專制愚昧的亞洲，這裡已經潛藏著民族沙文主義的萌芽。隨著這種萌芽的滋長，逐漸走向「脫亞」「侵亞」的道路。可以說，這就是明治日本啟蒙思想家們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