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鎖國論」流變

  就現有史料來看，在實行「鎖國」政策的當時，日本人從來沒有認為自己的國家處於「鎖國」狀態，也沒有「鎖國」這個概念。換言之，「鎖國」並不是當時的用語，而是後世學者們對江戶時代的一個具有定性色彩的評價用語。1690年作為荷蘭商館醫生的德國人肯貝爾（Kaempfer Engelbert，日文譯音為ケンへル，1651—1716）在日本客居兩年，撰寫了一部關於日本的著作《日本志》。該書第六章專論「鎖國」問題，原題為《於日本帝國禁止本國人出海、外國人入國，並禁止這個國家與海外世界交流，乃是具有極其妥當之根據的論證》。1810年，前述著名蘭學家志築忠雄將這一章譯成日文，題名為《鎖國論》。根據至今為止的研究成果，這是鎖國一詞在日本的首次出現。《鎖國論》認為當時的日本是處於「完全的鎖國狀態」，不過，肯貝爾對「鎖國」基本上是持褒揚態度的。他認為：「與世界上其他國民相比，日本國民在禮節、道義、技術以及幽雅的舉止等方面是優秀的。在繁昌的國內商業、富裕的生活必需品、和平的社會環境等方面，都是令西方人羨慕的。江戶時代是日本歷史上最美好的時代，而這種理想國的形成要歸功於鎖國。」[3]

  

  志築忠雄翻譯的《鎖國論》在當時沒用正式出版，雖有抄本流傳[4]，但「鎖國」這個概念尚未得到日本社會的認可。換言之，當時的日本並沒有受該書影響而將江戶時代稱為「鎖國體制」。直到19世紀30年代以後，在蘭學家和部分知識層中，才開始使用「鎖國」這個概念。蘭學家高野長英就曾經提到，「自當御代（江戶時代）之始，於蠻國交易，僅限於阿蘭陀（荷蘭），乃鎖國之政道」[5]。隨著時代的發展，直到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伯理率艦隊來叩關，「開國」遂成為日本有志之士關注的重要政治課題。而作為與「開國」相對的「鎖國」一詞便成為批判江戶幕府傳統對外方針時被廣泛使用的概念，而且明確地把幕府的對外體制稱為「鎖國體制」。這一時期「鎖國」的內涵已經不再是《鎖國論》所描繪的田園式的「理想國」，而是被塗上了貶義的灰色。明治維新以後，尤其是文明開化時代，「鎖國」更被賦予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含義。明治維新後，日本在對外擴張中面臨著歐美列強強大的競爭對手，又有人把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歸咎於江戶時代的「鎖國體制」。德富蘇峰站在日本國家主義的立場上認為：「寬永鎖國」乃「千秋之遺憾」，「日本從鎖國之夢中醒來，欲實踐開國進取之國策而睜眼看世界之際，所有的空地都豎起了約定的標牌，以至於再無插足之餘地。此時慷慨長嘆，為時晚矣。」[6]在德富蘇峰看來，由於日本長期「鎖國」，帝國主義各國業已在全世界劃定了勢力範圍，日本已經無利可圖了。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和辻哲郎於1950年發表《鎖國——日本的悲劇》一書，對「鎖國」作了嚴厲的批判，認為「鎖國」延緩了日本近代化的進程，成為日本歷史停滯的原因。和辻哲郎提出：「近世初期新科學發展（指哥白尼以來歐洲的科學革命，筆者注）以來，歐美人花費三百年的歲月，使科學的精神浸透到生活的各個角落。而日本民族在這發展的期間，鎖住國門，其後的250年間，通過國家權力遮斷了上述近世精神的影響」[7]，從而使「缺少科學精神、蔑視合理的思維、偏狹狂信的人們將日本民族導入了現在的悲劇（指戰敗初期的日本，筆者注）」[8]。

  這種「鎖國否定論」在戰敗初期的日本民族心理當中，幾乎成為一種定論，並被編入教科書，以至於散布到日本社會，成為一般人的普遍認識。由此，諸如「鎖國體制」「鎖國狀態」「鎖國時代」「鎖國根性」「鎖國文化」等概念便成為人們談及江戶時代時經常使用的習慣用語。

  當然也有「鎖國肯定論」的觀點存在，尤其是隨著戰後日本經濟的高度發展，日本人逐漸捨棄了上述以歐洲人為榜樣的自卑心理，出現文化尋根的意識，日本史學界也開始對「鎖國」給予重新的評價。認為「鎖國」政策維護了日本的統一和安定，割斷了日本與外國的聯繫，對於武器裝備落後的日本來說，避免了淪為殖民地的危險，從而為日本發展本土文化，創造日本式的近代化道路打下了基礎，從而將江戶時代的「鎖國」視為戰後「日本奇蹟」的原點。

  綜觀上述「鎖國得失」的議論，無論是肯定論還是否定論，都是在承認「江戶鎖國」的基礎之上展開的，而沒有對「鎖國」一詞的提法是否妥當這個最根本的問題點提出疑問。近年來終於有日本學者提出：「『鎖國』一詞給了我們太多的誤解。一提到『鎖國』就被理解為日本遠離地球的世界，完全處於閉鎖的孤立狀態。然而這完全是誤解。」[9]這種觀察角度才真正切入了問題的要害。在這一派學者中，荒野泰典的觀點頗具代表性。

  荒野泰典在《近世日本與東亞》一書中明確提出：「我對將（日本）近世外交關係稱作『鎖國』的提法是持批判態度的」。荒野提出了兩點理由：第一，「鎖國」一詞在明治維新以後才開始流行，並在脫亞入歐的社會風潮中，被賦予了一種國家閉鎖的印象，從而脫離了歷史事實。毋庸贅言，將這種意義上的「鎖國」一詞當作分析工具的歷史概念是不合適的。第二，「鎖國」沒有正確地反映近世對外關係的實態：首先，「鎖國」一詞被看作是自給自足社會的同義語，而近世並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其次，近世國家充分地保持著與周邊諸國和各民族的關係，而「鎖國」的提法完全無視這種對外關係。有鑑於此，荒野泰典認為，應該參照中國明清時代的對外關係體制，以「海禁」和「華夷秩序」（日本型華夷秩序）概念來替代傳統的「鎖國」概念。而「海禁」相當於現代的出入國管理體制，與「鎖國」的目的完全不同。[10]

  荒野泰典的論述雖然尚不全面，但對「鎖國」概念的質疑，無疑是為「鎖國論爭」開闢了一條新路。然而，由於「鎖國論」在日本學界以及整個社會的影響已經根深蒂固，因而對「鎖國」的質疑至今尚未能扭轉人們心目中「江戶鎖國」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