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鎖國」、開國與洋學

  長期以來，「鎖國」被認為是江戶時代最重要的時代標籤。然而，「鎖國」一詞並非源自歷史史料，而是後世人們站在後世立場上想像的歷史場景，而對想像的歷史必須正本清源。歷史事實告訴人們，正是在所謂「鎖國時代」，出現了研究西洋學問的蘭學。到日本開國為止西洋文化如同涓涓細流已經在日本浸潤了300餘年，甚至出現了主張以西洋方式改變日本的「華山蘭學」。及至鴉片戰爭給日本社會帶來了突如其來的巨大衝擊，激起了日本人關心英國的熱情。之後不斷擴展到關心其他西方國家的狀況，蘭學也發展成為通過各西方國家語言研究西洋各發達國家的幕末洋學。甚至有日本學者提出：「如果沒有鴉片戰爭，日本會怎樣呢？」[1]正是鴉片戰爭喚醒了日本人的民族危機意識，而1853年伯理來航終於使日本國門洞開，並刺激了日本人身臨其境的對外意識。

  1853年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年頭，是日本歷史發生天翻地覆大變局的端緒，其後這個民族經歷了現代化進程中高峰和低谷的震盪，也感受了「大和魂」的亢奮與衰萎的交替。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像1853年以後的日本那樣，有著亦成亦敗的酸甜苦辣，而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就像一條變色龍，時而溫文爾雅地模仿西洋紳士，忽而變為史無前例的江洋大惡，這也是日本現代化過程中的正負兩極。那麼這些表現的背後是否有一種相對穩定的文化內核在冥冥中發揮著魔力，抑或是現代化變革的步伐生成了變色龍文化？而這一切似乎可以從幕末開國的歷史中得到某種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