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餘論

  到江戶時代初期為止，中國思想文化以及崇尚中華的意識已經滲入日本知識人的思想深處，然而當日本民族意識開始萌發之際，為建立民族認同，自然不能再延續歷史上「月是中國的圓」的中華崇拜傳統，因此勢必要對中華思想以至於中國重新定位。換言之，日本知識界的中國認識之目的，在於提高日本民族的地位，為日本在東亞地區甚至世界中的角色重新定位。於是就出現了江戶三學都在自家學問話語體系內，完成了摒棄「中華崇拜意識」這個不約而同的「共識」。

  但是，由於「三學」的學統以及敘事語境不同，對華認識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儒家中朱子學以外各派在批判朱子學的同時，還形成了「華夷變態」之論。然而，儒學家們的言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遮蓋了中國和中國思想文化在日本知識人心目中的光彩，但是他們仍然守護著孔孟之學，並沒有丟棄對中國上古政治道德的懷戀之情，在思想深層依舊潛藏著與中國「古學」的同根意識。國學家們的中國認識則完全是基於極端民族主義，他們急於掃清日本在民族認同過程中于思想文化上的障礙，不惜矯枉過正，明確地把中國和中國文化作為敵手，並予以近乎病態的非理性地詆毀。國學家們不僅與中華徹底決裂，甚而將中國置於神國日本麾下。蘭學家的情況稍顯複雜，由於蘭學的研究對象是近代西洋科學技術及其社會思想，從而決定了蘭學家們經世致用和尊崇理性的學風。蘭學家們是將西洋作為新的膜拜對象，在相對客觀的中西對比中質疑中國思想文化的，因而他們雖然主張捨棄已經「不合時宜」的中華傳統價值觀念，但同時也承襲著中華文化中的合理部分。相對而言，蘭學家們的中國之論是實用理性的，也是相對公允的。總之，三學的學統差異決定了它們學問目標的差異，而不同的目標又形成了各自中國認識理路明顯不同的特徵，即：儒學的修正主義、國學的民族主義、蘭學的功利主義。

  因學統不同而形成的中國認識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須留意諸學之間相互影響而產生的在中國認識上的重合，以避免形成江戶三學中國認識各自孤立存在的簡單化認識。實際上，三學之間並非涇渭分明，因為無論哪一學派的學者，都程度不同地兼通其他學問體系，至少學者們的開蒙教育時期都無法脫離儒家思想。即便是蘭學家，在接觸蘭學之前也多為儒者，正如前述杉田玄白所言：或許正是因為先有漢學打開見識，才有蘭學進展之速。儒學家們也並非不知國學為何物，即使如林羅山之巨儒，也推崇神國日本的特殊性：「夫本朝者神國也，神武帝繼天建極以來，相續相承，皇緒不絕，王道惟弘，是我天神之所授道也。」[144]國學家們的知識啟蒙也多自儒學，甚至兼及蘭學：賀茂真淵不僅隨古學派荻生徂徠弟子太宰春台修習漢學[145]，還曾與蘭學先驅青木昆陽交往，並從青木處學得荷蘭語知識[146]；本居宣長幼時也曾學習《四書》[147]；平田篤胤兼通蘭學更是眾所周知。也正因為如此，各派學者的中國認識既有明顯的差異，也有間或重合之處。諸如：無論是儒學家們提出的「日本型華夷秩序」，還是國學家們宣揚的神國思想，其目的都在於以日本取代中國的「中華地位」；而佐藤信淵雜糅諸學更是對精神上的文化民族主義的「超越」，為實現國學家們的「宏願」製成了實行擴張的具體方案。

  如上所述，雖然各派學者都旨在摒棄中華崇拜的觀念，然而江戶時代的日本知識界尚無能力建立徹底脫離中華學統的日本思想文化體系。各派學者在提出脫離、甚至貶損中國的言說中，不自覺地沿用著中國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儒家各派將「理學之理」重新闡釋為「事物之理」，並以「物理」激烈抨擊宋儒的「天理」，這種經過變異的「格物窮理」觀被蘭學家們作為研習蘭學的方法論。而由「華夷變態」之論引發的「日本型華夷秩序」，不用說是援用了中國傳統的華夷觀念。國學家們用來攻擊中國的日本古道之「道」，則是取自中國思想中無處不在的「道」的概念，這種左右互搏式的自相矛盾，有力地證明了國學家們不可能使神國思想體系完全國產化。對此，日本學者也曾指出：「神道家們早就講『道』的存在，講作為古帝王之道、皇祖之道的大神之道，這些不用說都是拿中國思想來套用日本的事情。」[148]有日本學者甚至認為：「其日本中心主義，只不過是心理上對中國情結的逆反，在他們內心，對中國文物的尊敬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存在。」[149]其實，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對儒家思想的依賴，即使是在西化興盛的明治時代也沒能根本改變。連極力主張皇國史觀，提倡忠君愛國思想的御用文人井上哲次郎，也不能無視儒家思想對明治以後日本人的精神支撐作用：「此時西邦學術盛傳茲土……然儒教絕不消滅……今之教育於倫理之說……皆合於儒教之旨意……故儒教已失其形骸，而其精神為今世德育之一大要素，將永無滅期。」[150]只可惜明治時代忠君愛國教育被惡用於對外侵略擴張，淹沒了儒家思想中仁愛等更多弘揚人性美德的合理內核。總之，日本儒者自不待言，即使是蘭學家以至於國學家，都無法擺脫他們潛意識中的中華崇拜觀念。

  綜觀上文不難發現，無論是儒家的「華夷變態」之論，還是國學家為宣揚神國史觀而對中國的貶損，抑或是蘭學家提出的中國文化不合時宜論，都有程度不同的的偏差，甚至是惡意中傷。之所以出現諸多並不真實的議論，除江戶時代日本文化民族主義興起和明清交替的歷史大背景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中日兩國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雖有長崎中日貿易這個人員交流的唯一窗口，但是「由於赴長崎的中國人大多是商船的乘員，雖有博學之才的商人，但並沒有完全讓日本人滿足」[151]。雖有朱舜水留居日本，但毋寧說是特例，「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庵苦苦懇留，輾轉央人，故留駐在此，是特為我一人開此厲禁也」[152]；「留住唐人既數十年未有之典……欲留一人，比之登龍虎之榜，占甲乙之科，其難十倍。」[153]在缺乏真正了解的「隔海議論」中所得出的中國認識，被陳舜臣稱之為「理念而非現實的」[154]。

  雖然日本知識界的中國認識與中國社會的現實多有出入，但是由於「江戶三學」各有延綿不斷的傳承，因而它們所描述的不盡真切的「中國意象」流布甚廣，不僅對當時日本社會具有一定的影響，而且各學統機理的相互滲透，使近代以來日本人各路中國認識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但無論這些中國認識如何變化多端，如若細考其源，便可發現它們大多不外是江戶三學中國認識的延續或相互雜糅的變種，而且其餘脈在今天的日本仍留有「餘味」。

  （本章第一節原載《東北亞研究》2000年第4期，第二、三節原載《西學東漸與中日兩國的對應——中日西學比較研究》，第四節原載《世界歷史》2015年第4期）

  【注釋】

  [1] 為避免本書論述情節重複，有關蘭學職業化的社會機制，請參閱第九章第五節之「科舉制與長子繼承制」中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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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參閱大庭修：《江戶時代中國文化受容的研究》，同朋舍1984年，第59—61頁。

  [4] 伊東多三郎：《近世史的研究》第一冊，吉川弘文館1981年，第238頁。

  [5] 大庭修編著：《宮內廳書陵部藏舶載書目》（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七），同朋舍1973年，第8—9頁。

  [6] 實為測量法義之一卷。

  [7] 伊東多三郎：《近世史的研究》第一冊，第209頁。

  [8] 海老澤有道：《南蠻學統的研究》，創文社1958年，第301—317頁。

  [9]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第461—463頁。

  [10] 林羅山：《春鑒抄》，載《日本思想大系28》，岩波書店1980年，第131頁。

  [11] 杉本勛：《實學史研究的一個視角》，載源了圓、末中哲夫編：《日中實學史研究》，思文閣1991年，第32頁。

  [12] 源了圓：《近世初期實學思想史研究》，創元社1980年，第92頁。

  [13] 源了圓：《近世初期實學思想史研究》，第109頁。

  [14] 參閱王家驊：《日中儒學的比較》，日本六興出版社1988年，第158頁。

  [15] 伊藤仁齋：《語孟字義》卷上，載《日本思想大系33》，岩波書店1980年，第116頁。

  [16] 伊藤仁齋：《語孟字義》卷上，載《日本思想大系33》，第124頁。

  [17] 荻生徂徠：《辨道》，載《日本思想大系36》，岩波書店1980年，第205頁。

  [18] 五井蘭州：《蘭州茗話》，奈良本辰也編：《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河出書房新社1965年，第108—109頁。

  [19] 中井履軒：《大學雜議》，朱謙之：《日本的朱子學》，三聯書店1958年，第317頁。

  [20] 源了圓：《近世初期實學思想史研究》，第9頁。

  [21] 《東洞全集》，思文閣1970年，第33頁。

  [22] 《藏志》，佐藤昌介：《洋學史的研究》，中央公論社1980年，第70頁。

  [23] 《天文義論》，奈良本辰也編：《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第186頁。

  [24] 原書為德國人Johan Adam Kulmus（1689—1745）著：《Anatomische Tabellen》（解剖圖譜），漢譯本（當時日本知識人常用漢文）是據荷蘭文譯本《Ontleedkundige Tabellen》翻譯過來的。參閱小川鼎三：《醫學的歷史》，中央公論社1988年，第112頁。

  [25] 《解體新書》，國書刊行會編：《文明源流叢書》第二，名著刊行會1969年，第324—381頁。

  [26] 松尾耕三：《近世名醫傳》，《蘭學者傳記資料》，青史社1980年，第5頁。

  [27] 杉田玄白著、緒方富雄校註：《蘭學事始》，岩波書店1987年，第55頁。

  [29] 杉田玄白著、緒方富雄校註：《蘭學事始》，第68頁。

  [31] 參閱片桐一男：《荷蘭正月的盛行》，載蘭學資料研究會：《蘭學資料研究》第19卷，龍溪書舍1987年，第242號。應為1794年，而11月11日已是1795年元旦。

  [32] 有關蘭學師承，可參閱沼田次郎編集：《日本與西洋》，平凡社1980年，第217頁。

  [33] 畿內、道、國，皆為大化改新以來日本的行政區劃單位，皇都周圍為畿內，其他地區分為七道，江戶時代分為66國，其中畿內包括五國、其他各國分屬七道，每一國包括若干個藩。

  [34] 片桐一男：《杉田玄白》，吉川弘文館1990年，第343頁。

  [35] 久米康生：《西保爾德與鳴瀧塾》，木耳社1989年，書前圖表。

  [36] 據田崎哲郎、梅溪昇：《主要蘭學塾門人名簿》，載日蘭學會編：《洋學史事典》，雄松堂1984年，附表5。原始名簿象先堂塾生為406人，適塾為637人，其中分別重複記載3人和1人。

  [38] 海原徹：《近世私塾研究》，思文閣1993年，第257頁。

  [39] 據沼田次郎：《洋學傳來的歷史》，至文堂1960年，第89頁。

  [40] 吳秀三：《西保爾德先生其生涯及功業》乙編，吐鳳堂1926年，第298頁。

  [41] 參閱吳秀三：《西保爾德先生其生涯及功業1》，平凡社1967年，第98頁。

  [42] 參閱板澤武雄：《西保爾德》，吉川弘文館1989年，第31—35頁。

  [43] 《高橋磌一著作集》第一卷，阿優米出版1984年，第221頁。

  [44] 高橋磌一：《洋學思想史論》，新日本出版社1979年，第199頁。

  [45] 黑田源次：《鳴瀧塾》，日德文化協會編：《西保爾德研究》，名著刊行會1979年，第31頁。

  [46] 吳秀三：《西保爾德先生其生涯及功業3》，平凡社1967年，第141頁。

  [47] 吳秀三：《西保爾德先生其生涯及功業3》，第237頁。

  [48] 該書載國書刊行會編：《文明源流叢書》第二，名著刊行會1969年。

  [49] 所謂星雲說，認為在產生太陽星體之前，混沌狀態的物質（熾熱的氣體星雲）處於高速旋轉運動之中，並逐漸形成凝結塊。在這個過程中，一些較小的鬆散部分被拋向宇宙，冷卻後，即是行星。

  [5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2頁。

  [51] 日本學者的研究認為，當時志築忠雄並不知道有康德-拉普拉斯星雲假說。

  [52] 德川吉宗實行漢譯洋書緩禁政策。

  [53] 參閱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第463—476頁。

  [54]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第46頁。

  [56] 有馬成甫：《司馬江漢的自然科學業績》，載《蘭學資料研究》52號，1959年。

  [57] 除本章介紹的山片蟠桃、司馬江漢、本多利明外，渡邊華山的思想在蘭學史上占有極重要的位置。對渡邊華山的思想將在下章專論。

  [58] 該書載《日本思想大系43》，岩波書店1979年。

  [59] 永田廣志著、陳應年等譯：《日本哲學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89頁。

  [60] 高橋磌一：《洋學論》，三笠書房1939年，第133頁。

  [61] 《春波樓筆記》，載《日本隨筆大成》第一期第二卷，吉川弘文館1975年。

  [62] 《和蘭天說》，載《日本思想大系64》，岩波書店1976年，第449頁。

  [63] 《天地理譚》，轉引自有坂隆道編：《日本洋學史的研究》Ⅵ，創元社1975年，第146頁。

  [64] 永田廣志著、陳應年等譯：《日本哲學思想史》，第229頁。

  [65] 關山直太郎：《近世日本人口的研究》，龍吟社1948年，第199頁。

  [66] 一般統計，此次饑饉中因飢餓和瘟疫，全國人口減少約90萬人。

  [67] 本多利明：《西域物語》，載《日本思想大系44》，岩波書店1977年，第144—145頁。

  [68] 《經世秘策》，載《日本思想大系44》，第32頁。

  [69] 《西域物語》，載《日本思想大系44》，第160頁。

  [70] 沼田次郎編集：《日本與西洋》，第204頁。

  [71] 關於這兩部論著可參閱夏應元：《論林子平》，載中國日本史研究會編：《日本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82年。

  [72] 松平定信：《宇下人言》，轉引自板澤武雄：《日蘭文化交涉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館1986年，第311頁。

  [73] 當時由於渡邊華山對西方知識有了相當的積累，開始懷疑幕府所宣傳的天主教為邪教的說法。後來偶得一部基督傳記的小冊子，因請小關三英為其譯讀，並作筆記。譯讀未了，渡邊華山遭逢囚禁。小關三英聞訊頗感驚疑，以為是因翻譯基督傳記而獲罪，痛悔自己拖累主家觸犯國禁，當夜自殺。參閱：三宅友信記：《華山先生略傳》，載《華山全集》第一卷，華山會1938年，第321—322頁。

  [74] 文中為敘述方便，在不會發生歧義的情況下，皆省略作為定語的「日本」二字。

  [75] 藤原惺窩：《質疑明國講和使草稿》，《藤原惺窩集》卷下，思文閣1978年，第367頁。

  [76] 《惺窩答問》，《日本思想大系28》，岩波書店1975年，第198頁。

  [77] 小島晉治：《日本人中國觀的變化：以幕末維新為中心》，神奈川大學人文學研究所編：《日中文化論集》，勁草書房2002年，第87頁。

  [78]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102頁。

  [79] 伊藤仁齋：《童子問》卷上，《日本古典文學大系97》，岩波書店1978年，第203頁。

  [80] 伊藤仁齋：《孟子字義》卷上，《日本思想大系33》，岩波書店1980年，第116頁。

  [81] 伊藤仁齋：《孟子字義》卷上，《日本思想大系33》，第124頁。

  [82] 荻生徂徠：《辨道》，《日本思想大系36》，岩波書店1980年，第205頁。

  [83] 小島晉治：《日本人中國觀的變化：以幕末維新為中心》，神奈川大學人文學研究所編：《日中文化論集》，第88頁。

  [84] 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變態》上，東洋文庫1958年，第1頁。

  [85] 參閱荒野泰典：《近世日本與東亞》，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第56—60頁。

  [86] 山鹿素行：《中朝事實》，《山鹿素行全集》第13卷，岩波書店1940年，第226頁。

  [87] 山鹿素行：《中朝事實》，《山鹿素行全集》第13卷，第236—237頁。

  [88] 山鹿素行：《配所殘筆》，《日本思想大系32》，岩波書店1970年，第333頁。

  [89] 雨森芳洲：《續縞紵風雅集》，《雨森芳洲全書》一，關西大學出版部1979年，第259頁。

  [90] 雨森東（芳洲）：《橘窗文集·卷一·大寶說》，珍書同好會1916年，第5—6頁。

  [91] 雨森東（芳洲）：《橘窗文集·卷一·大寶說》，第5頁。

  [92] 吳太伯本應即周王位，但讓國奔荊蠻之地為吳國始祖，日本僧人中岩圓月（1300~1375）認為吳太伯是日本天皇的始祖。

  [93] 參見渡邊浩：《宋學與近世日本社會》，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第57頁。

  [94] 太宰春台：《經濟錄》，《日本經濟叢書》卷六，日本經濟叢書刊行會1914年，第48頁。

  [95] 熊澤蕃山：《集義和書》，《日本思想大系30》，岩波書店1971年，第141頁。

  [96] 會澤安述：《迪彝篇》，時雍館天保14年（1843），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97] 藤田東湖：《常陸帶》卷之三，慶應丙寅（1866年）改正，光霽樓珍藏，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98] 藤田東湖：《常陸帶》卷之三。

  [99] 橫井小楠：《國是三論》，《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書店1971年，第448頁。

  [100] 荒野泰典：《近世日本的東亞發現》，荒野泰典等編：《東亞的時代性》，溪水社2005年，第42頁。

  [101] 參閱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年。

  [102] 國學院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編集：《神道事典》，弘文堂2007年，第397頁。

  [103] 有關國學與復古神道的關係，可參見牛建科：《復古神道哲學思想研究》，齊魯書社2005年，第5—16頁。

  [104] 國學院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編集：《神道事典》，第442—443頁。此前的神道曾不斷吸納儒釋道等外來思想，逐漸豐富自身的內涵。筆者以為可以從神道與外來思想文化關係的角度，將神道史分作三個階段：即原發的「土著神道」、吸納儒釋道的「融合神道」、排斥外來思想的「民族主義神道」，而復古神道即屬於後者。

  [105] 王金林：《日本神道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第262—263頁。

  [106] 賀茂真淵：《國意考》，《日本思想大系39》，岩波書店1972年，第376—377頁。

  [107] 公元672年大海人皇子與大友皇子叔侄為爭奪皇位而兵戎相見的事件，造成社會動亂，結果大友皇子兵敗自殺，大海人武裝政變成功，是為天武天皇。歷史上日本皇室內部曾多次發生皇位之爭，另如公元782年桓武天皇治天武天皇之孫以謀反罪，徹底斷絕了天武天皇系的血統，後又逼迫早良親王絕食而亡。此外，又有兩個朝廷並立對峙的南北朝時代。

  [108] 賀茂真淵：《國意考》，《日本思想大系39》，第377頁。

  [109] 本居宣長：《玉匣》，《（增補）本居宣長全集》第六，吉川弘文館1926年，第5頁。

  [110] 本居宣長：《玉矛百首》，《（增補）本居宣長全集》第十，吉川弘文館1927年，第113頁。

  [111] 本居宣長：《直毗靈》，石川淳編輯：《日本的名著21》，中央公論社1986年，第177頁。

  [112] 桂島宣弘：《洋學思想史的一個考察——從自他認識的視點》，《日本思想史研究會會報》第20號，2003年1月，第145頁。

  [113] 平田篤胤：《悟道辨》，《新修平田篤胤全集》第10卷，名著出版1977年，第563頁。

  [114] 村上重良著、聶長振譯：《國家神道》，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61頁。

  [115] 小松原：《國意考辨妄序》，鷲尾順敬編纂：《日本思想鬥爭史料》第七卷，東方書院1930年，第30頁。

  [116] 佐藤信淵：《混同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5》，岩波書店1977年，第426頁。

  [117] 佐藤信淵：《混同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5》，第427—428頁。

  [118] 參閱王向遠：《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崑崙出版社2005年，第25—37頁。

  [119] 上杉允彥：《江戸時代日本人的中國觀》，《高千穗論叢》1977年第2號，第92頁。

  [120] 日本開闢神話云：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兄妹二神受天神之命，用天之瓊矛攪動海水，然後提起，瓊矛滴落之海水積為島嶼（安萬侶著、周作人譯：《古事記》，第4頁）。

  [121] 佐藤信淵：《天柱記》，《日本思想大系45》，第364—365頁。

  [122] 即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在《日本書紀》中的稱呼。

  [123] 佐藤信淵：《天柱記》，《日本思想大系45》，第366頁。

  [124] 小松原：《國意考辨妄序》，鷲尾順敬編：《日本思想鬥爭史料》第七卷，第30頁。

  [125] 牛建科：《試論國家神道思想理論之淵源》，王寶平主編：《神道與日本文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25頁。

  [126] 杉田玄白等：《解體新書》，《日本思想大系65》，岩波書店1972年，第319頁。

  [127] 杉田玄白：《狂醫之言》，《日本思想大系64》，岩波書店1976年，第229—230頁。

  [128] 杉田玄白：《狂醫之言》，《日本思想大系64》，第241頁。

  [129] 杉田玄白：《形影夜話》，《日本思想大系64》，第267頁。

  [130] 杉田玄白：《形影夜話》，《日本思想大系64》，第268頁。

  [131] 山崎彰：《蘭學形成的思想前提及其歷史意義》，有坂隆道編：《日本洋學史的研究6》，創元社1982年，第69頁。

  [132] 杉田玄白著、緒方富雄校註：《蘭學事始》，岩波書店1992年，第54—55頁。

  [133] 吉雄南皐：《地動或問》，《日本思想大系65》，第161—162頁。

  [134] 本多利明：《經世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4》，岩波書店1970年，第30頁。

  [135] 本多利明：《經世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4》，第31頁。

  [136] 桂島宣弘：《洋學思想史的一個考察——從自他認識的視點》，《日本思想史研究會會報》第20號，2003年1月，第144頁。

  [137] 本多利明：《西域物語》，《日本思想大系44》，第89頁。

  [138] 本多利明：《西域物語》，《日本思想大系44》，第149頁。

  [139] 本多利明：《經世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4》，第31頁。

  [140] 本多利明：《經世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4》，第32頁。

  [141] 本多利明：《西域物語》，《日本思想大系44》，第98頁。

  [142] 本多利明：《西域物語》，《日本思想大系44》，第104頁。

  [143] 本多利明：《西域物語》，《日本思想大系44》，第152頁。

  [144] 林羅山：《神社考序》，京都史跡會編：《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平安考古學會1918年，第118頁。

  [145] 參見茂木誠：《國學與儒學的論爭》，今井淳、小澤富夫編：《日本思想論爭史》，鵜鶘社1979年，第216頁。

  [146] 參見佐野正巳：《國學與蘭學》，雄山閣1973年，第3—8頁。

  [147] 參見村岡典嗣：《本居宣長》，岩波書店1942年，第12頁。

  [148] 津田左右吉著、鄧紅譯：《日本的神道》，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212頁。

  [149] 植手通有：《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岩波書店1974年，第241頁。

  [150] 井上哲次郎：《儒教》，大隈重信：《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第714—715頁。

  [151] 松浦章著、鄭潔西等譯：《明清時代東亞海域的文化交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6頁。

  [152] 朱舜水：《與孫男毓仁書》，《朱舜水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第48頁。

  [153] 朱舜水：《答魏九使書》，《朱舜水集》上冊，第49頁。

  [154] 參見陳舜臣著、劉瑋譯：《日本人與中國人》，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