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非理性的國學

  日本國學是18世紀前後興起、以《古事記》《日本書紀》（合稱「記紀」）和《萬葉集》等日本古文獻為根據，研究上古日本固有文化的學問，其研究目標是要勾勒出一個美妙而理想的日本古代社會，以期建立供全世界效法的「日本之道」。國學在當時被稱作：古道、古學、本學、和學[102]，已經明確顯現出強烈的與漢學及中華文化相對抗的意識。如果說儒家古學派是要回歸中國的先秦孔孟之道，那麼國學家們則要為「淨化日本文化」而徹底剔除一切外來文化的影響。為建立日本人的主體自立意識和民族認同，國學家們輩輩相傳，憑空創造出毫無事實根據的神國和萬世一系的皇國史觀，從而形成了「復古神道」理論[103]。復古神道也稱「純神道、古道神道、國學神道、神道復古派」[104]，其目標在於編織天下獨一無二的神皇一體的神國日本優於萬國的話語網絡。這個網絡的中心結點是復古神道思想的「想像結局」，即得出神國日本統治全世界的結論。如此一來，擺在國學家們面前的首要問題，是要徹底否定日本歷史上仰慕中國、尊崇中華文化的傳統，為此就必須貶損在日本歷史上頗受尊崇的中國形象，並徹底清除中華文化的影響。國學家們的復古神道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要論證必須摒棄「唐心」，而復歸信奉儒教之前的「大和心」。

  起初，國學先驅契沖雖然傲稱日本為神國，但尚能將神儒佛三教之說融合於和歌之中，尤其是在「注釋、論證日本古籍、古語、古詩時，卻採用中國的典籍」[105]。但後繼者荷田春滿則認為當時神道理論中的儒佛思想都是糟粕。其實，荷田春滿之論確有合理之處，然而剔除儒佛思想之後的神道，其學問思想一片空白，因而為編織自身學問的話語系統，不得不隨意附會，變得更加神秘以至於迷信，這就註定了復古神道理論先天性偽學問的宿命。

  國學大家、荷田春滿的弟子賀茂真淵繼承其師衣缽，志在彰顯日本上古神造皇國代代相傳之古道，即「神皇之道」。因為賀茂真淵認為，佛儒傳入後破壞了神皇傳統，因而要通過排除外來影響以復歸「日本之古道」。賀茂真淵極力詆毀儒家文化說：「（儒教）傳入我國，說在唐國以此理治世，皆屬無稽之談……儒道不僅亂了其國（指中國，或採用儒教之國），甚至禍及日本。」[106]賀茂真淵還把壬申之亂[107]與儒家思想傳播聯繫在一起：「此儒傳布，天武之時大亂興起，此後，奈良朝宮廷之中，衣冠用具等趨向唐風，萬般事物外表日趨風雅，邪惡之心也日盛。」[108]可見，賀茂真淵似乎也發覺作為天照大神後裔、日本神國象徵的日本皇室並非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然而賀茂真淵不但不反省古代天皇制的弊病和復古神道理論體系的荒唐，反而將此類皇室內部的相互殘殺歸罪於儒家思想的傳播，並對儒家思想進行非理性的攻擊，足見其論證之荒謬。

  被稱為國學集大成者的本居宣長提出神國日本乃宇宙之源，如果沒有天照大神，全世界任何國家都無法生存，因為「高天原者，乃萬國同戴之高天原；天照大神者，乃治天之神，宇宙間無與倫比……其德光普照四海萬國，無論何國，即使須臾間脫離天照大神的庇蔭亦無法生存」。[109]此處本居所言「無論何國須臾不可脫離天照大神之庇護」，在時空兩個維度上，鎖定了日本君臨世界的永恆性。與此相對，中國的「聖人之道為治國而作，卻反成為亂國之因」，「釋迦孔子雖亦為神，然其道僅為廣義神道之末梢支脈」。[110]本居宣長還對「神道之道」和「中國之道」進行正反極端的褒貶：「惟有日本之神道乃真實之道，高於萬國所有之道」，而「中國等國亦有道之說，然並非道，本為子虛烏有，因而累世紊亂，終至國家被鄰國（清）所奪。」[111]本居宣長就是通過如此「坐而論道」，而使「日本神皇之道」具有了取代「中國之道」的「必然合理性」。正如日本學者所說：「宣長將徹底排除中華文明為重點目標……打造出非中華文明的『皇國』。」[112]

  

  「神國皇統」論的集大成者平田篤胤自命為本居宣長的弟子，繼續論證脫胎於神話想像、子虛烏有的日本神國史觀，並使復古神道理論更深陷於隨意比附的詭辯迷信之中。平田篤胤不僅據「記紀神話」等「原典」編造出神創日本萬世一系的歷史，而且為貶低中國竟然把神話中中國人的祖先全部變成了日本人：「如漢土盤古氏之後有三皇五帝，三皇者，天皇氏即天皇大帝或天皇上帝，即日本神典之伊邪那岐神；地皇氏即伊邪那美神；人皇即速須佐之男命（前二神以兄妹為夫妻，後者乃天照大神之胞弟，為前二神所生）。又以伏羲氏為東王父，當神典之大國主命（速須佐之男的後裔）；女媧氏為西王母，當須勢理毗賣神（速須佐之男命的女兒）。」又：「以漢土為例，古稱盤古氏、燧人氏，盤古氏實即皇產靈大神，燧人氏實即大國主命大神。」[113]觀此，不難得出結論：平田的「派對」實屬牽強附會的無稽之談。

  以上江戶時代的一流國學家們為樹立神國日本至高無上的地位，對中國及其思想文化做了徹底的否定。極端民族主義的偏執排外情結，遮蔽了上述國學家們的眼界，中國和中國文化成為鼓吹復古神道理論的國學家們心目中抹不掉的心結。其結果使得原本通過攝取外來文化而豐富多彩的神道文化和民間信仰，龜縮成偏狹的「日本固有之道」了。而且，這種無視史實而純粹「發乎於情」的「研究」，也只能是形同兒戲的理論騙術。正如有日本學者指出的：「復古絕對化和排他性顯然和神道傳統，本質上是不同的。」[114]其實，國學家們的「論證」體系即使在當時的日本知識界看來，也是非常荒謬的，曾遭到嚴厲批判：「近時所謂國學者流，其言奇僻而其內狹隘。每每罔道誣聖，無所忌憚矣。」[115]

  如果說前述國學家們的「論說」還處於文化民族主義階段的話，那麼江戶時代後期的另一位學者佐藤信淵則將其前輩們的文化論說，發展成為具體的侵華論證方案。

  佐藤信淵所撰《混同秘策》開篇即云：「皇大御國乃最初形成大地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全世界悉應為郡縣，萬國之君長皆應為臣僕。」[116]佐藤信淵要把中國作為日本的第一個「郡縣」，並以此威懾世界而「混同萬國」。「當今之世如於萬國之中選出土地最廣大、物產最豐富、兵威最強盛者，無有如支那國者……如若皇國征伐支那，只要調度得法，不過五七年，必可使彼國土崩瓦解……故而皇國開拓他邦，必由吞併支那始。」[117]關於佐藤信淵《混同秘策》中的侵華方案，國內已有學者關注，恕不贅述[118]。在此，通過佐藤信淵所作《天柱記》，追索其「混同萬國」的思想淵源或稱精神依託。

  佐藤信淵不僅兼通傳統儒、佛之學和蘭學，還分別「隨吉川源十郎和平田篤胤學習神道和國學」[119]。佐藤信淵可謂學貫古今東西，然而卻將國學家的復古神道定為其學問的根基，致使其思想變得詭異離奇。

  佐藤信淵的侵華思想之根源，原原本本地反映在其所述《天柱記》中：「熟推究天地運動，星月循環，所以化生萬物養育人類之理……怎奈天造草味事實未詳，而無以言明……因之欲窮其理。搜索支那印度諸子百家載籍……而其所記悉皆荒唐虛誕，無足取者也……及近來讀皇國神代諸紀，始知旋轉天地發育萬物而為造化之首者，皆繫於我皇祖產靈神攪回之神機[120]……而為天文歷數之基，萬物化育之原也。」[121]

  此段議論表明，對佐藤信淵來說，中國等各國的諸子學問都無法「解惑」，於是在迷茫無解中發現「我皇祖產靈神攪回之神機」，並將其作為「萬物化育之原」，亦即宇宙生成之本體，從而完成了他用科學論證迷信的宇宙起源的思考。

  在「皇祖天神本體論」支撐下，日本中心主義就順理成章了。「皇國乃伊奘諾、伊奘冉二神[122]受皇祖天神之詔而修造之所，大地之成就最初，天孫之天降以來，皇祚連綿無窮，與天地共悠久，實萬國之基本。」[123]

  佐藤信淵「超越」了其前輩憑空杜撰的尷尬，試圖用綁架科學來論證神國日本至高無上的詭辯，以使其統馭中國和世界之夢「合理化」，中國不僅不再是「日本文化的母國」，而且成為日本必須征服的「臣僕」。

  佐藤信淵所作侵華擴張的邏輯論證，幾乎就是日本近代以後對外侵略擴張理論的精神核心和行動指南，尤其是對照「九一八事變」爆發至戰敗為止的日本對外侵略的歷史步驟也與佐藤信淵的侵華「藍圖」脈脈同符，這不能不令人驚異。佐藤信淵的上述極端民族主義的國學復古神道史觀及其侵華方案，完全抵消了其在漢學和蘭學領域的學識，其思想大挪移的結局在訴說著作為學者的悲劇。「佐藤悲劇」在警示後人，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毒副作用是怎樣障蔽學者的正常思維，並將一位博學之士變成焦躁的蔑華、侵華主義者的。

  國學家們排斥中國之論對日本社會產生了長時間的負面影響，他們廣收門徒，影響日甚。「加（賀）茂真淵、本居宣長等先唱，而庸愚之徒從和之，不啻舉之其口，又筆之於書，其學日熾月多。」[124]國學家們基於復古神道理論而「抹黑中國」「矮化中國」「混同中國」的言論，是日本對華認識史上的重要橋段。及至近代，「復古神道成為國家神道直接的思想理論來源和指導思想」[125]，也是蔑視中國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而且一直延續到昭和戰敗，甚而至今仍然沒有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