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江戶三學」中所見中國認識辨析

  在江戶時代，分屬於日本儒學、國學和蘭學的學者不約而同地對歷史上頗受尊崇的中國思想文化展開了有史以來罕見的集體質疑，甚至貶損、蔑視，顛覆了歷史上中國的先生地位。由於諸學派的學問目標和話語各異，在對中國的認識上也各具不同的特徵：儒學表現為厚古薄今的修正主義；國學表現為非理性的民族主義；蘭學則顯示出經世致用的功利主義。各路中國認識也有交叉重疊之處，以至於衍生出兼通三學而提出侵吞中國計劃的理論。「三學」中的各種中國認識，都以不同的話語形式延續到近代日本，影響著日本人的對華認識和行動。

  日本歷史上曾長期以中國為師，江戶時代初期朱子學也曾左右著德川幕府的社會文化政策以及日本知識人的道德規範和價值觀念。然而，由於中國的明清交替、日本民族主義的抬頭、攝取西洋文化的蘭學的興起等歷史原因，日本人的中國觀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這些變化集中反映在「江戶三學」，即日本儒學、日本國學[74]和蘭學三大學問板塊之中。

  近年來，國內關於近代以來日本人對華認識的研究急劇升溫。諸如楊棟樑主編的《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六卷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劉家鑫著《日本近代知識分子的中國觀——中國通代表人物的思想軌跡》（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年），錢婉約的《從漢學到中國學》（中華書局2007年）也設有《近代日本的中國觀》的專章。然而，與上述研究成果相比，對江戶時期日本人中國認識的研究成果顯然不成比例。筆者所見僅有劉岳兵所撰論文《近代以來中國認識的原型及其變化機制》（《歷史研究》，2010年第6期）一文與本論題有所關聯。該文認為：「早在鴉片戰爭之前日本就已經存在了強烈的蔑視中國的認識這一事實」，並從「對象化中國」和「類型化中國」兩條線索追溯了近代之前日本人中國認識的變化機制。

  本書將著重追溯因「江戶三學」各自學統機理差異而形成的不同中國認識的思想濫觴，在了解江戶時代日本人多元中國認識的同時，清晰地識別它們不同的特徵和思想演化機理。通過這番研究，或可為深刻而清晰地把握近代以來日本人的對華認識，提供些許研究思路和史鑑，甚或可作為了解當今日本人的諸多中國認識和對華態度的重要線索。文中管見或有謬誤，謹請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