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幕府與蘭學

  如前所述，江戶幕府初期的禁教政策並沒有將日本絕對閉鎖於島國之中，荷蘭商館這個窗口始終是開放的。幕府定期收取商館人員提供的海外情報，編成《荷蘭風說書》以作為了解海外形勢的資料，這說明幕府並非要徹底自隔於世界。但總體看，在江戶前期，這些情報並沒有引起幕府相應的重視。日本人中，除少數通辭受到一些影響外，西洋知識幾乎不為日本民間所知。

  自1716年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執政以後，開始重視荷蘭事物和科學技術。德川吉宗對西洋的學術技藝、制度、物產、風俗等都具有濃厚的興趣。他屢派幕府官員向荷蘭商館詢問關於天文、地理、醫學、武器、飲食、植物等各種知識，甚至為改良日本馬種而進口西洋種馬，並訂購各種西洋物品和書籍。更於1720年下令放寬漢譯西書進口的限制，並大力獎勵經世學問，扶植蘭學。1740年，他親派幕臣青木昆陽和侍醫野呂元丈學習荷蘭語，並聘用荷蘭天文學家。日本學者多認為這些措施與吉宗本人的癖好有關，但是，聯繫當時日本社會的狀況，不能不說他具有強烈的實用主義意圖。隨著町人經濟實力的增長，商品經濟滲入農村，致使部分農民破產，紛紛逃散，人口增長停滯，農民、市民暴動頻發。同時，高利貸資本也動搖著武士階層的經濟地位，封建社會矛盾趨向尖銳化。為此，幕府試圖以殖產興業政策擺脫困境，穩定農村生活，以保證年貢收入。為發展生產，自然科學技術尤其是與生產有直接關係的實學，自然就顯得重要了。至田沼時代（1767—1786）實行了比吉宗更為明智的經濟政策，擴大了與荷蘭、中國的貿易，同時也放寬了與荷蘭人接觸的限制。在江戶，幕府官醫與荷蘭人交談時，民間醫生也可以參加。正如當時荷蘭商館長所說：「日本人開始知道，允許外國人入境於政治並無害處，反而可以由此學到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技術和學問。」[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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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到松平定信任老中的寬政改革時期（1787—1793），隨著蘭學中議政意識的萌發，松平定信開始實行「異學之禁」，重新樹立朱子學的官學地位，並開始採取壟斷蘭學的政策。1792年，幕府以「處士橫議」為由，禁止林子平所著《海國兵談》和《三國通覽圖說》[71]的出版，並判處林子平「蟄居」。與此同時，幕府還限制日本人與來江戶參覲幕府的荷蘭人的對話。一般認為松平定信的上述政策是對蘭學的鎮壓，筆者以為這種論斷似乎是過於簡單化了。其實，松平定信並非要徹底禁止蘭學，而是要將蘭學限制在為幕府所用的範圍之內。松平定信曾經明確地表露過這種意向：

  余自寬政四、五（1792、1793）年集紅毛（荷蘭）之書。蠻國精於理，尤以天文、地理、兵器及內外科治療獲益不少。然此或成好奇之媒介，壞事之根源。本應禁止，然猶不能止，況且有益。遂與長崎奉行商議，購買舶來之蠻書。然其書不宜落淺薄者之手，而應奉於幕府書庫……不至散落世間，有用時即可得。[72]

  為挽救幕府氣運，需要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但又擔心有志之士以蘭學知識批評幕政，因而採取藏蘭書於幕府的壟斷政策就成為兩全之舉了。由此可見松平定信用心之良苦。基於這種態度，幕府為防止「處士橫議」而實行上述壟斷策略的同時，又使蘭學家歸附於幕府，逐漸實現了蘭學的「官學化」。實際上松平定信對林子平的處分也絕不是對西方文化的抵制，而是因為林子平提倡的強化海防的主張觸犯了松平定信「君子應有憂國之心，但不可出憂國之語」的原則和幕府嚴禁「處士橫議幕政」的規制，況且也沒有史料證明松平定信對蘭學採取其他具體的鎮壓措施。恰恰相反，他選擇的是引進洋書以補強幕府統治的策略。由此看來，松平定信的「異學之禁」並不等於「獨尊儒術」。松平定信雖於1793年辭去老中職務，但他對蘭學的態度卻被其後任繼承下來。他們對蘭學中的自然科學部門採取了扶植政策，蘭學家們也欣然合作，從而出現了研究西洋實用科學的氛圍。

  但是，在上述官民合作的同時，蘭學家中又出現了觸犯幕府禁令的犯規行為，導致蘭學史上又一輪較大的災難。1828年西保爾德回國時，從其行李中發現了高橋景保和土生玄碩的贈物，即前述的日本地圖和葵紋服，在當時這都是禁止攜帶出國的禁物。在幕府看來，蘭學家們為得到西洋知識竟敢違背大禁，實屬無視幕府權威的叛逆行為。為此，幕府將西保爾德軟禁於出島，嚴加審訊後驅逐出境，並永遠禁止其再來日本；土生玄碩被判以「改易」（取消武士身份，收回俸祿）並終身禁錮；高橋景保被捕後死於獄中；此案還牽連鳴瀧塾塾生及長崎的通辭等50餘人。此即有名的「西保爾德事件」。1838年又有渡邊華山、高野長英分別撰寫了《慎機論》和《夢物語》，幕府認為它們是「讚美異國，誹謗我國之邪書」，並因此拘捕了渡邊華山、高野長英等多名蠻社成員。其時，小關三英因曾翻譯《耶穌傳》，自知難逃大獄而於被捕前自殺。[73] 1840年，幕府以「處士妄評政治、動搖民心」等罪名，判渡邊華山蟄居原籍，高野長英終身監禁。不久渡邊華山自殺，高野長英雖曾一度脫獄毀容，但終在與幕府捕吏的搏鬥中悲壯身亡。

  兩次大獄，對蘭學無疑是沉重的打擊。此後，幕府更加緊了對蘭學的控制，施行了一系列諸如翻譯蘭書須經町奉行認可等統制蘭學的規定，禁止蘭書流布市井，使蘭學中人文科學部分的發展暫時跌入低谷。蘭學遂萎縮成為幕府「取長補短」的「御用之學」。然而，這只是蘭學運動的暫短蟄伏期，並不是最終的結局。前述幕府扶植蘭學的政策在客觀上已造就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蘭學群體，要想徹底剪滅蘭學的社會影響已經不可能了。及至幕末風雲期的到來，在蘭學積累的基礎上學習西方的幕末洋學風潮崛起，為變革日本社會發揮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