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會思想

  科學不只是說明個別現象的因果關係，它還要認識宏觀自然界的總體，因而一般說來，伴隨科學的進展必然會產生先進的哲學思想。隨著蘭學的不斷擴展，研究領域超出了自然科學的範圍，發展到形成唯物主義世界觀的階段，最終產生了社會批判意識。以下選取幾位典型人物來描述這一發展過程[57]。

  山片蟠桃（1746—1821）通過融匯新的窮理精神和蘭學知識，升華為具有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和唯物主義思想的學者。山片蟠桃早年曾就學於懷德堂，又師從麻田剛立學習天文學，自接觸蘭學後，積極宣倡太陽中心說，思想發生了飛躍。山片蟠桃的思想集中表現在其代表作《夢之代》（1820）[58]中。該書分為天文、地理、神代、制度、無鬼等12卷，尤其在天文、地理卷中引用了包括《曆象新書》在內的多種蘭學書籍，提出了諸多驚世駭俗的思想。

  山片蟠桃首先認為「歐羅巴之精於天學，古今萬國無雙」，「西洋之說，天地之大盡論於此，非梵、漢、日本之管見所能及」。促發蟠桃如此崇信歐洲科學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人「往來海外諸國以測量而言天文，艤大舶抵萬國以正天文地理，故無梵、漢、我國虛妄之說」，並「以是信其說」。山片蟠桃是日本最初理解西方近代天文學體系的學者之一，他不僅摒棄了地心說的舊體系，而且還提出了恢弘的「大宇宙理論」。他認為宇宙間排列著大小無數個與太陽系類似的恆星系，並推測在其他恆星系中也存在著人類社會，從而指出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這種宏大的理論已遠遠超出地球的範圍，對生活在日本封建社會的文人來說，提出這種宏大的理論，無疑需要極大的自由思考的勇氣，而這種勇氣只能是源於科學的發展。

  山片蟠桃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孕育了他先進的社會思想。針對神代史中「先有君而後造民」的傳統謬說，山片蟠桃依據唯物主義思想直截了當地指出：「有天后有地，有地後有人，有人後有仁義禮智忠信孝悌」，「有庶民後立君，一旦君立，萬民皆為其役」，從而唯物地解釋了人類社會發展史。山片蟠桃還基於他先進的近代天文學知識，諷刺日本傳統的神、佛宇宙觀是「奇說古今無類，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並尖銳地指出：「學神道而貌似博學者，何愚至此，學佛者迷惑於三世因緣之虛妄而無不愚。」山片蟠桃運用其近代科學理論和唯物主義思想，破除了許多傳統唯心主義的舊思想、舊知識，在一定範圍內建立起科學的近代知識體系。至於山片蟠桃的影響，日本學者永田廣志做了如下評價：「如果說蟠桃通過把朱子學的窮理精神同發展了的科學思想結合起來而構成新的世界觀的話，那麼這種世界觀必然是對朱子學體系的揚棄，必然是意味著儒學觀念在認識論乃至自然哲學領域的敗退。」[59]

  司馬江漢（1738—1818）也是獨樹一幟的蘭學家。他自青年時代就潛心研究西方天文地理學，一生著述頗豐。主要著作有：《和蘭天說》《刻白爾天文圖解》《天地理譚》《春波樓筆記》等。司馬江漢在普及西方近代天文地理學，尤其是地動說方面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的上述著作「流布海內以來使我國人粗知地轉之新說」。[60]如果說山片蟠桃從西方近代科學中發現了唯物論，那麼司馬江漢思想的特點則是從近代科學中引申出社會平等觀。司馬江漢從「日輪於中心運轉，眾星及此球（地球）繞太陽旋轉」的太陽中心說理論中引申出自己的本體論，即「水火論」。他認為，自然萬物皆稟「天氣」（太陽之火）和「地氣」（水）和合而成，進而提出了鳥獸草木皆從此理，人類也不外是宇宙之蟲的生物平等觀。這種理論的最終歸結點是人類社會平等思想。司馬江漢針對江戶時代嚴格的等級制度，提出：「上自天子將軍，下至士農工商非人乞丐，皆人也。」[61]司馬江漢的思想已經開始觸及幕府統治秩序的根基。他還以其豐富的天文地理知識否定了當時流行的日本中心論思想，他說：「如支那稱中華，吾邦稱葦原之中津邦，則無不為中央之邦矣」，然「若由天定之，則雲赤道線下之邦為中央。」[62]此外，司馬江漢還指出了「彼諸國以窮理治國」[63]，而「我日本技術不及歐羅巴人」的根源就在於「吾國之人不好窮萬物之理，不好天文、地理」，「虛構文章以為文雅，不述信實」（《春波樓筆記》），尖刻地批判了當時腐儒們的空理空論。這似乎就是司馬江漢研究蘭學的基點。

  與山片蟠桃、司馬江漢的社會思想形成的同時，出現了蘭學經世家本多利明（1744—1821）。「他和蟠桃及江漢一樣，提倡自然科學主義……他似乎沒有探討立足於自然科學主義的哲學問題，但可以說他在經濟上所代表的傾向，在哲學上就是蟠桃和江漢的理論。」[64]本多利明年輕時代曾到江戶學習數學，後又修習荷蘭語以及世界輿地知識，因而對歐洲的發展歷程有較多了解。本多利明的學問背景促使他試圖借鑑西方的經驗以解決日本的社會問題。在本多利明生活的時代，商業發展加速了以封建祿米為生活來源的武士階層經濟生活的貧困化。武士為轉嫁這種貧困，加緊了對農民的盤剝。加之，自然災害頻發，導致了「天明（1781—1789）大饑饉」，農民生活陷於破產的邊緣。貧苦農家墮胎、溺嬰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百姓窮困，十室之邑年年墮胎陰殺赤子者，不下二三人，或一國及七八萬者往往有之。」[65]本多利明曾深入日本各地進行實地考察，目睹「天明大饑饉」的慘狀，受到強烈的刺激[66]。此外，俄國南下的「北方之警」也給他以極大的震動。

  為擺脫內憂外患，本多利明運用蘭學知識於寬政年間（1789—1801）撰寫了《經世秘策》和《西域物語》兩部有關經世學問的經典之作。本多利明認為之所以出現農民赤貧以至於溺嬰的慘狀，除自然災害而外，非農業人口的增加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他指出：「治平日久，武家增殖，且生奢侈之風，商民亦然。此兩民增殖，僧工遊民亦隨之增殖，故以農之一民，自難於供其食用。士（武士）、工、商食用不足，而取之於農，致使農民困窮也。出產米榖有限，年貢、租稅亦有限，欲以此有限之米榖而供萬民食用，自是不足。」[67]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本多利明根據「西流之理」，提出了富國之四大急務，即焰硝（用於礦山開發）、蓄金（增加國富）、船舶（用於海外貿易）及開發屬島（北海道殖民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針對「貿易是以國內有用之物換取外國無用之物」的陳舊觀點，提出：「日本乃海國，渡海運送交易本為國君之天職，乃第一國務。因之遣船舶出萬國，集國用必需之產物及金銀銅輸入日本，雄厚國力，乃海國具足之法」。否則「若圖以本國之力為治，則國力日衰，其弱皆積於農民，農民連年耗減乃自然之勢。」[68]本多利明還指出：「交易在海洋涉渡，海洋涉渡在天文地理，天文地理在算數。此則興國家之大端也。」[69]在本多利明看來，要使日本富強，就要改變傳統的「漢法」，而以「大西洋人」為榜樣，開展海外貿易，而開展海外貿易又必須研究自然科學。從本多利明的思想脈絡中不難看出，他試圖以蘭學知識，即「大西洋人」的方式來解決日本的具體社會問題，確是一位「接受蘭學影響的重商主義者」。這種重商主義向世人透出了開國論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