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鳴瀧之光

  除上述日本各地的蘭學塾外，在長崎還存在著獨具特色的蘭學塾，即由荷蘭商館醫生西保爾德開設的鳴瀧塾。

  1823年，德國籍醫生西保爾德（Philip Franzvon Siebold，1796—1866）作為荷蘭商館醫生前來日本。西氏家族為德國醫學界之名門，西保爾德的祖父、父親、叔父皆為大學醫學教授，西保爾德本人於1820年從大學醫科畢業。西保爾德不僅在醫學領域，而且於其他諸多科學領域也具有廣博的學識。1824年12月，荷蘭商館長在給長崎奉行的推薦信中稱：「西保爾德在醫術尤其是外科手術、眼科、產科及植物學、物理學、地理學等領域經驗豐富，即使在荷蘭也屬名家。該氏居長崎近一年中，從事內外科診療、手術，拯救諸多病人於篤危。」[40]可見，西氏的知識結構和功底是相當廣泛而深厚的。他的來日使蘭學又獲得新的發展。

  西保爾德在學生時代就曾雄心勃勃地立志要對東洋進行全面的綜合研究，到日本的翌年即在長崎郊外的鳴瀧開設學塾，稱鳴瀧塾。鳴瀧塾既是學塾又是診療所，西保爾德在鳴瀧塾做過腹水穿刺、腫瘤切除及其他外科手術和眼科、產科、婦科手術[41]，由此豐富了塾生們的臨床經驗。西保爾德的教學不僅限於醫學，還包括其他西洋自然科學。此前蘭學家們學習、研究蘭學的主要途徑是翻譯、閱讀蘭書，而鳴瀧塾的蘭學家們則有幸直接受教於西洋人，他們能夠隨時請教，得以更深刻地體會西方科學的奧義。當時從學西保爾德的塾生們，年齡多在20—30歲之間，而且都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蘭學知識，因而鳴瀧塾的教學水平是高層次的。西保爾德一改埋頭翻譯的日本蘭學傳統，把他自己研究日本計劃中的課題分派給學生們，並要求學生用荷蘭語提出研究報告。據板澤武雄統計，塾生們提交的有代表性的主要論文有：美馬順三的《日本產科問答》、高良齋的《生理問答》《日本疾病志》、高野長英的《日本茶樹栽培與茶葉製法》等15篇。[42]

  上述方式不僅使學生們提高了運用荷蘭語的能力，而且有利於學生們直接學習西方近代科學試驗觀察的理論和方法，進而提高了對西方科學實際應用的能力，為日本人獨立進行近代科學研究奠定了基礎。這種教學與研究有機結合的教育方式，改變了學生單向接受的傳統形式，在日本建立了類似近代大學的教育新范。它不僅在蘭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在日本學術、教育史上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高野長英可算是鳴瀧塾中的佼佼者，他通過向西保爾德提供包括日本地誌、歷史、民俗、藝術、醫藥、漁業等多方面的報告，深入而多方面地掌握了近代科學研究方法，成為當時公認的「超一流」蘭學家。在京都大地震後，他及時著成《泰西地震說》，介紹了歐洲的地震理論。1836年遇全國大饑饉，又著《救荒二物考》，試圖將蘭學知識真正變成致用的科學。通過高野長英的事例，也可以窺知西保爾德的教育成果。

  更可貴的是，經西保爾德教誨的蘭學家們，皆以拯救黎民為己任，如二宮敬作的信條是以施治貧者為天職。又如高良齋在其提供的論文報告《日本疾病志》中，向西保爾德提出要求說：「花柳病在我國也逐漸蔓延，若先生返國後將充分治療此症之書籍賜下，則不唯我等之幸福，亦乃全體日本人之幸福。」對此，西保爾德慷慨應允：「我志信守約言，每年予閣下最新、最佳之作。」[43]可見師徒二人作為醫生的使命感何等強烈。高野長英為避西保爾德事件，曾寄寓廣瀨淡窗之門。淡窗評價高野長英說：「出入吾門者甚多，然須臾不忘國家者唯長英先生。」[44]

  西保爾德為日本培養了一批具有西方近代科學精神的蘭學家。當時在鳴瀧塾就學者凡百餘人，其後多為著名蘭學家。諸如後述蠻社主要成員高野長英、小關三英、開設象先堂的伊東玄朴、幕府蕃書調所教授伊藤圭介、黑川良安、參加《厚生新編》翻譯的湊長安、竹內玄同等。鳴瀧塾生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如前所述他們還遍布日本各地。誠如西氏所說：「鳴瀧成為尊崇歐洲學術之日本人的集聚地……由此區區小天地將科學的新曙光輻射四方。」[45]

  西保爾德在實行蘭學教育之外，還開展了與日本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1826年西氏結識了作為幕府天文方的優秀地理學家高橋景保，並將當時國際航海學名著《世界周航記》《荷蘭王國海外領土全圖》《拿破崙戰史》等西文原著贈與景保。景保則回贈了由其學生伊能忠敬通過實地測量而繪製的《日本沿海輿地全圖》《蝦夷地圖》，並借給西保爾德一些貴重資料。其後，高橋景保與另一位蘭學家青地林宗，據《世界周航記》摘譯成《奉使日本紀行》，而西保爾德回國後也撰寫了《日本地圖海圖圖譜》，是為日本與西方民間學術交流的濫觴。幕府侍醫、當時日本著名的眼科專家土生玄碩為了得到西保爾德的蘭方開瞳劑，竟然不顧幕府的大禁，把將軍賜予他的繪有將軍家徽的葵紋服贈與西氏。玄碩不無悲壯地說：「將葵紋服贈與外國人乃國禁，犯之難免死罪，然此乃奇方，今日不傳，何日可得以濟同胞之疾。雖觸刑捐軀，將此方傳於子孫，以拯救萬民疾苦，足矣。」[46]在與西保爾德交往的人物中還有鹿兒島藩主島津重豪、島津齊彬、中津藩主奧平昌高、福岡藩主黑田齊清等「蘭癖大名」。由此也可以想見西保爾德對日本蘭學所產生的影響，以至當時有「西保爾德旋風」之說。

  然而，西保爾德在當時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反而因「西保爾德事件」被幕府驅逐出境。但是，他在日本科學史上卻留下了光彩奪目的一頁。日本人沒有忘記這位傳播西方科學的使者，他們對西保爾德的評價是「日本科學史上的大恩人」。明治十二年於長崎所立西保爾德紀念碑銘云：「致今日之文化者，其功竟不得不分諸施（西保爾德舊譯為施福多）君也。」[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