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本傳統科學的功用

  在日本，要真正進入與西方近代科學對話的蘭學研究階段，還需要跨越江戶初期以來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自然觀的羈絆，確立科學的認識論。

  德川幕府建立之初，為加固作為幕藩體制統治根基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和武士集團內部的等級序列結構，引入了與此相適應的朱子學，並奉之為正統官學。如所周知，朱子學是通過思辨建立起來的道德哲學體系，其特徵是：於自然、政治、道德倫理等所有領域都貫通一個「理」字，並以思辨得來的「天理」統馭著天地人間。巨儒林羅山根據朱子學「天人一理」的原則，提出：「如天尊地卑，天高地低，有上下之別，人又有君貴臣輕，定其上下次第……無此差別，何以治國。」[10]顯然，在此類理論籠罩下，要與西方近代科學實現對話是極為艱難的。換言之，要使自然科學獲得獨立發展的權利，必須突破上述思辨的政治道德理論體系，將客觀的自然原理從道德原理中剝離出來，使其成為獨立的認識對象。在日本，這種剝離作業是隨著日本本土經驗科學的成長和哲學領域中各種新的認識論的產生而實現的。

  德川幕府統一全國後，日本國內經濟呈現安定發展的形勢。以耕地面積而言，按日本學者通行的統計數字，中世末期為95萬町步，而至元祿（1688—1703）、享保（1716—1735）年間則猛增到250—300萬町步[11]。這期間農業的發展提出了對科學技術的需求，日本本土科學技術相應加快了發展速度。數學家關孝和（？—1708）在圓周率研究中取得了新成果，並著《發微算法》等著作，創立了「和算」；澀川春海（1639—1715）完成了第一部由日本人自己編制的曆法《貞享歷》，並刊布全國；宮崎安貞（1623—1697）根據多年農業實踐知識編成《農業全書》；貝原益軒（1630—1714）撰成《大和本草》，開創了日本人自己的藥物本草學。這些科學成果應用於實踐，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並使科學技術在日本贏得了地位。在農業技術發展的刺激下，商品經濟逐漸興起，至元祿時代，町人階層的經濟實力顯著增長，使日本社會出現了追求人生享受的奢侈之風，顯示出嚮往人性自然的生活意識，從而生成代表町人階層的町人文化。他們針對當時的等級秩序公開提出「武士不貴，町人不賤」的思想，要求得到與他們實力相應的社會地位。同時，為提高自己的文化修養，也由於經濟生活的需要，町人階層開始關心學問的世界。這樣，「在以利害計算為目的的町人生活中，極其自然地形成了經驗合理主義的思維」[12]。

  與上述社會需求相呼應，儒學各流派及國學相繼繁榮，他們各自宣傳自己的主張，呈現出諸學鼎立爭鳴的學問空氣。其中，儒學中的古學派提倡回歸到孔孟的原始經典，令人矚目。他們為證實官方朱子學虛理虛義的謬誤，極力通過考證來確立符合自己實際社會生活需要的學問體系，在學問的世界興起了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

  一般認為，朱子學的「理」與科學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其實這種觀點是過於片面了。在日本，實學思想以及蘭學中的科學認識論是通過對朱子學的揚棄，通過重新闡釋朱子學「格物窮理」的認識論命題而形成的。日本學者對朱子學的「理」做了如下梳理：「作為認識對象的理，既有形上學的道德性質的理，亦有經驗性質的理，根據所窮之理的不同，其結果是完全不同的。」[13]國內也有學者認為，這一時期儒學在日本分化為唯心論的倫理之教學和唯物主義的科學認識論[14]。在日本，以這種「理」的剝離和變異為中介，產生了作為科學思想基礎的唯物主義自然觀。

  

  古學派在這個變異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首先是古義學派創始人伊藤仁齋否定了正統朱子學「理在氣先」的唯心主義命題。伊藤仁齋認為：「非有理而後生斯氣，所謂理者，反是氣中之條理而已。」[15]他又說：

  「蓋窮理者以物言，不系之天與人。」[16]在此，伊藤仁齋割斷了天與人之間的鎖鏈，將「理」限定於「物理」。荻生徂徠也提出：「理無形，固無准」，「蓋先王之教，以物不以理……物者眾理所聚也。」[17]可見，在古學派眼裡，朱子學中唯心主義的「理」已經轉義為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如果說古學派設定了「理」的內涵，那麼懷德堂學派的合理主義儒學家們則進一步明確了「格物窮理」的目的和途徑。五井蘭州直言：「真、實二字乃窮理之神明也。」[18]中井履軒更提出：「格物謂往踐其地、蒞其事、執其勞也……此知行並進之方也。」[19]本來在正統朱子學中「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的目的在於「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從屬於道德倫理範疇，而上述日本儒學各派將「格物窮理」改造為以事物之理為核心的研究自然界的科學認識論，從而順應了元祿時代前後日本經驗科學和經世濟民之實學的需要。用日本學者的話說「日本的儒教文明，其學問之表現雖然經歷了不同的過程，但最終結晶為實學這一點是不容否定的」。[20]而蘭學正是在這種實學思想和科學窮理精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與哲學領域對朱子學的批判取捨相呼應，在自然科學領域的醫學界，從臨床實踐出發也對日本的傳統中醫理論展開了批判。自中世末期至近世初期，在日本醫學界占主導地位的是「後世派」。他們機械地套用陰陽五行相生相剋理論，偏好脫離臨床實踐的思辨，致使其中醫理論發展到玄妙而不可解的地步，嚴重地阻礙了臨床醫學的發展。至元祿前後，在古學派的影響下，「古醫方」學派興起。古醫方尊崇中國漢代張仲景所著《傷寒論》，主張「隨症治之」，摒棄繁雜而空疏的理論，他們的口號是「親體試驗」。古醫方學派的集大成者吉益東洞（1702—1773）抨擊後世派理論是「空理臆見」，並提出「欲救天下之病人，必先治醫生之頭腦」。他主張：「夫醫者在於治病，治病者在方（藥方），故醫者之學皆在於方。」[21]山脅東洋（1705—1763）進一步對古醫書中有關人體內臟說產生了懷疑，終於在1754年通過對屍體的解剖，證明了傳統醫書中的許多錯誤，並由此得出了「實證第一」的結論。山脅東洋認為：「理先而物後則上智者亦無所得，試物以載言雖下愚者亦可濟世。」[22]古醫方學派徹底衝破了純思辨的陰陽五行論的束縛，為日本醫學界輸入了實證精神。在天文學領域，西川如見（1648—1724）將「天學」分離為「命理之天學」和「形氣之天學」。前者是指朱子學中究天命以證綱常倫理的「天理」之道學，而後者乃是致力於對「日月五星推步測量」的科學天文學。西川如見進一步認為，前者「無聲色，故雖近人身而難以窮知」，而後者雖「蒼蒼於人之上，然仰觀七曜眾星之運行以測驗，雖遠而易知也」。[23]西川如見的議論為科學天文學的獨立發展開闢了道路。

  誠然，此時的醫學和天文學還沒有跨入近代科學階段，尤其是古醫方學派在批判唯心論、提倡經驗主義的同時，另一方面又走向無視理論的極端。儘管如此，他們作為邁向近代科學的一環，通過宣倡樸素的經驗主義認識論，使自然研究從道德原理中獨立出來，為「實用」與「實理」並重的蘭學儲備了實證主義的基礎。朱子學「格物窮理」內涵的變異和科學實證主義的產生，為日本人理解西方近代科學提供了一個契合點。這個歷史情節明確提示人們，一種文化的發展需要先進外來文化的刺激，而另一方面也需要發掘自身傳統文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