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禁教原因探析 1.集權統治的障礙

  耶穌會的傳教活動以及縱橫捭闔的外交活動轟轟烈烈，有聲有色，以至於有傳教士夢想日本很快就會成為天主教國家。然而，就在傳教士們躊躇滿志之際，繼承了織田信長霸業的豐臣秀吉突然於1587年7月24日（天正十五年六月十九日）頒布了「驅逐傳教士令」，勒令傳教士「須於二十日之內準備行裝歸國」[58]。

  傳教士們對這突如其來的晴天霹靂極為震驚而又迷惑不解，後來的學者們也對此眾說紛紜，他們尋找到兩條理由。其一，豐臣秀吉曾經向傳教士透露他要渡海征服朝鮮和中國，並提出希望得到葡萄牙新式船隻。「他（豐臣秀吉）自己決意去渡海征服朝鮮和中國……希望傳教士協助調撥兩艘裝備齊全的大型帆船，並希望挑選優秀的船員……如果能成功地使中國人歸服，將在中國各地建立教堂，而且在日本也會有半數或大多數人成為天主教徒。」[59]然而，由於傳教士們不相信豐臣秀吉能夠征服中國，再加上當時傳教進展順利，豐臣秀吉提出的條件沒有引起傳教士們的充分重視，這是傳教士的致命錯誤。其二，據弗洛伊斯記述：1587年豐臣秀吉在征討島津氏而進駐有馬時，欲在當地尋民女作樂，這在當時是天經地義的「義理」，但這一地區的婦女幾乎都是天主教徒，她們為遵守貞節戒規，竟無一人從命。豐臣秀吉得知後，頓時燃起對教會的怒火。[60]這不能不使豐臣秀吉產生聯想，邊鄙下女尚敢如此，如果信奉天主教的大名、武士們起而抗命，則不堪設想。由於這一事件發生在豐臣秀吉發布禁教令前夕，因而學者們推測，這可能是秀吉猝然禁教的導火索。其後，天主教在日本雖曾幾次迴光返照，但終被趕出日本列島。其實，這既是一場政治鬥爭，也含有深刻的文化衝突的因素，當然二者又是相互關聯的。

  豐臣秀吉於1582年繼承了織田信長的霸業，加速了武力統一日本的步伐，並於1585和1587年先後平定了四國和九州。佛教僧團也承認了豐臣秀吉的權威，並重新得到扶植。從而日本由織田信長的「天下布武」時代走向「宇內靜謐」時期，逐漸接近全國統一。在這個歷史時點上，除少數殘餘割據勢力外，天主教會成為豐臣秀吉統一事業的主要異己勢力。耶穌會經過近40年的經營，至1583年已擁有教堂約200所[61]，信眾近20萬。此外，耶穌會開設的教會初等學校，至1583年約達200所，累計學生人數約12000人。[62]這些自幼接受教會學校教育的少男少女，成為天主教在日本的重要社會根基。傳教士還以天主信仰為紐帶，把信徒們結成具有極強凝聚力的「組」或「講」[63]。更使豐臣秀吉無法接受的是，耶穌會還占有大名們奉獻的領地，尤其是大村氏奉獻的長崎，開港之初，人口不過二三百戶，之後每年有數千人前來入教，到1575年教徒達到1. 8萬—2萬人，甚至有50餘名佛教僧侶入教。[64]長崎不但是天主教傳教的據點，同時還引聚了日本各地的商人，逐漸發展為與外貿相聯繫的商業城市。教會還得到了長崎的行政、司法權和收取來港船隻停泊費的權益，並與許多大名往來密切。天主教會儼然形成一種獨立於豐臣秀吉統治體制之外的不可忽視的社會勢力。這一切在豐臣秀吉看來，已經構成對他正在努力建立的集權秩序的威脅。尤其是傳教士們還頗具蠱惑人心的本領，這不得不使豐臣秀吉考慮到，一旦傳教士煽動起反對自己的狂熱，將是比一向宗更可怕的敵人。據弗羅伊斯記述，豐臣秀吉在發布禁教令的第二天，召集大名袒露了這種恐懼心理：「關白（豐臣秀吉）與昨夜同樣怒不可遏……說傳教士狡猾而知識廣博，欺瞞大批上層和貴族……如果不抑制這種企圖，他們就會像大阪的和尚（一向宗）那樣，用說教聚集人眾，然後殺害領主、奪取領地，而他們自己就成為大領主，重演大阪和尚與織田信長對抗的局面。」[65]這是豐臣秀吉禁教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經驗豐富的耶穌會採取了儘量避免一切可能刺激豐臣秀吉的做法，再加之當時豐臣秀吉為保持與葡萄牙商船的貿易關係，在禁教令第5條中規定：「自今以後，凡不妨礙佛法者，天主教國家之商人及其他人等盡可往來於日本。」[66]因而這次驅逐令並沒有嚴格執行。信教人數仍在增加，天主教似乎已脫離危險期。然而，1596年發生的「菲利浦號事件」[67]再次引發了豐臣秀吉打擊國內「第五縱隊」的政策，終於製造了第一次大規模虐殺教徒的「二十六聖人殉教事件」。

  豐臣秀吉於1598年病歿，不久德川家康取而代之。為壟斷南蠻貿易之利，德川家康對傳教士的政策有所緩和，至1605年，日本天主教教徒達75萬人，長崎取代了當時的澳門和馬尼拉，成為「遠東的羅馬」。然而，好景不長，1612年德川幕府突然首次發出了嚴厲的禁教令，下令驅逐所有傳教士、關閉各地教堂。這同樣與當時的內外形勢密切相關。首先，1609年德川幕府與荷蘭建立了通商關係，並在平戶設立了荷蘭商館。荷蘭人的目的旨在通商，與宗教傳播毫無瓜葛，幕府終於覓到了理想的貿易夥伴。其次，幕府於1612年宣布以建立幕藩體制為「國是」，而全日本的天主教大名卻已經多達61人[68]，而且滲透到德川家康的近側。這一切促使德川幕府堅定了剪除天主教的決心。1615年幕府又先後頒布了《武家諸法度》《禁中並公家諸法度》《諸宗本山本寺諸法度》。這正是德川幕府確立「祖法」的時期，更凸現出天主教會的異端性質，因而，禁教政策驟然升級。德川家康的繼承人德川家光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打擊天主教徒的手段，通過「五人組」[69]制度揭發教徒，並對不肯棄教者施以駭人聽聞的酷刑，諸如：面部烙印、吊打燻烤、切斷手指、倒吊於糞坑，甚至裸身遊街等等[70]。1612—1624年，集體屠殺教徒和被逼殉教事件高達149起。[71]另據估算，禁教期間殉教者在2000—5000人之間，其中歐洲傳教士約為70人[72]，1624年僅在江戶兩次焚殺教徒就達87人，其中甚至包括5名婦女和18名兒童。[73]可見，德川幕府對天主教的敵視達到極點。

  德川幕府殘酷的仇教政策，終於在引發了有3. 7萬餘眾參加的島原天草天主教起義（1637—1638）。義軍公開武裝對抗禁教令，超越了傳教士們以殉教來非暴力地表明自己虔信天主的局限。這種宗教的世俗性升華深深刺激了德川幕府，使他們痛感到「南蠻人的一向宗」已經發展為異己的武裝力量，豐臣秀吉的憂患終於演成活生生的現實。幕府為根絕天主教，對起義者施行了滅絕性的屠殺，並於1639年明確規定：「禁止葡萄牙人來航，違者，破其船、斬其員。」[74]至此，幕府最終斷絕了與天主教和葡萄牙人的一切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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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的考察顯現出如下線索，即統治階級對天主教的態度雖然幾經反覆，但始終是繫於其政治經濟利害天平之上的。從政治上看，這一時代初期織田信長的揚耶抑佛和其后豐臣秀吉的揚佛抑耶，雖然表現出對兩種宗教截然相反的態度，但其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再從經濟上看，即使在禁教令發布以後，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出於對南蠻貿易的需求，仍然對傳教士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忍耐力，及至與荷蘭建立貿易關係後，傳教士才完全失去了利用價值。而島原天草起義的最後衝擊，終於促使幕府將砝碼全部投向禁絕天主教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