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同床異夢的合作者

  為了保證傳教渠道的暢通和增加天主教的權威性，在日耶穌會覬覦的另一個目標，就是處於群雄割據對峙時代的大名們。許多大名也對傳教士頗感興趣，但是，其取向卻與下層百姓大相逕庭。他們與耶穌會士的結合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利益驅動，即他們的目光聚焦在戰國時代最後階段起決定作用的新式軍事技術和商貿利益，以及傳教士在政治上的利用價值。為在割據混戰中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大名們急需財富和戰略物資，而當時國內貿易因戰亂所擾已經無法正常進行，歷史上與中國的傳統「勘合貿易」也因倭寇猖獗而為明朝所禁。由此，便使得「南蠻胡賈」倍受青睞。尤其是九州地區的大名們，歷來以外貿作為維持其經濟實力的重要支柱，因此他們尤為注重「南蠻貿易」。傳教士們對此洞若觀火，於是與葡萄牙商人合作，為大名們準備了一份商教一體的套餐，即「福音」與貿易的硬性搭配，以貿易為誘餌（時而又以西洋奇巧之物為敲門磚），誘迫大名們認可天主教。

  1550年沙勿略拜見山口地區大名大內義隆時，因兩手空空而遭到冷遇，無功而退。不久沙勿略再訪大內義隆，結果迥異。弗羅伊斯記載了這幕歷史情節：「（沙勿略）精選了十三件進獻給他（大內義隆）的貴重禮物，即：做工非常精巧又能報時的時鐘、三支貴重的燧石槍、綢緞、精緻的玻璃器皿、眼鏡……這些禮物都是在該地不曾見過。國主（大內義隆）對它們表現了極大的滿足……他願意見到主的教誨在這個城市和領國內得到弘布，無論誰都可以自由入教而不受妨礙。他還命令他的家臣不得給神父們帶來任何煩惱，並送給神父及其從者可以棲身的一座寺院。」[45]肥前大名大村純忠為吸引葡萄牙人到他的領地以獲取豐厚的關稅收入，甚至接受了洗禮，成為日本第一位天主教大名。其後又不惜將長崎進獻給耶穌會，其進獻書曰：「我等蒙傳教士多方恩惠，為此將長崎及領內田地無保留地永久贈與巡察使（范禮安）。傳教士等可任意任命和解除該地區的行政長官……但所有入港船隻必須向我們繳納貿易稅。」[46]最能體現商貿一體策略成果的要算鹿兒島的例子了。該島大名島津貴久因初時冷淡傳教士而丟掉了與葡萄牙人交易的利益，其後不得不向葡萄牙駐果阿總督「懺悔」，保證今後庇護天主教，以換取葡萄牙商船到他的領地。[47]據統計1551—1585年，5位西南大名先後13次，以葡萄牙國王、葡萄牙駐印度總督、主教為對象，或派遣使節、或致以書信，試圖與傳教士建立緊密的關係。[48]而這些外交姿態，幾乎如出一轍，先是表示要在自己的領地內保護傳教士，其後便提出具體的經濟要求。豐後大名大友宗麟的書翰頗具代表性：「予乃葡萄牙國王陛下之僕人和朋友，對上帝及在予領國內之天主教徒及葡萄牙人一同予以庇護和厚待，予將在上帝賜予的一生中，始終不渝。望閣下致書總督，予具有接受大炮贈與之資格。予再次請求大炮，皆因臨近敵境，需加防禦。予若能保衛領地並得以繁榮，則領地內天主堂及信徒乃至來此地之葡萄牙人亦可同享繁榮。」[49]由上述事例不難看出，九州地區的大名們為將葡萄牙商船吸引到自己的領地，競相對傳教士表現出一股言不由衷的「熱情」，甚至不惜向領民勸教。這股「熱情」客觀上造成了「大村、有馬、天草等地全體領民入教的局面」。[50]九州遂成為耶穌會的傳教基地。

  已經統一日本大部的實力人物織田信長也對傳教士採取了寬容的態度，並於1569年向傳教士發放了在其所轄範圍內自由行動的許可證，其中規定：「免除居住在京畿地區的傳教士的一切課役及所有居民需履行的義務。在我所轄地區可自由居住……如有不法之徒虐待傳教士，當堅決予以處置。」[51] 1573年織田信長又招傳教士到京都，賜地以興建「南蠻寺」，並撥款5000貫。[52]據此，傳教士又在京畿地區紮下了營寨，至1579年日本信徒猛增至10萬人。然而，織田信長是個現實主義者，他既不敬神（日本的神道），也不拜佛，更不信天主。他曾向傳教士明確宣示：「在日本只有他自己才是活著的神。」[53]織田信長看重的是「南蠻鐵炮」技術在其武力統一事業中的威力。

  火槍是1543年歐洲人帶給日本的第一件禮物，傳入種子島後，領主時堯即命家臣仿製，仿製品被稱為「種子島銃」。之後，迅速普及開來，至天正（1573—1591）年間，日本全國已經有火槍數萬支[54]，處於戰國紛爭時期的大名們千方百計地爭相購入。織田信長為確保火器上的優勢，在自己所轄範圍內積極獎勵火器的生產，而要壟斷火器並保證質量，就必須以傳教士為媒介，得到葡萄牙人的相關援助。這才是織田信長結交傳教士的直接目的，而傳教士們也正在尋找有力的支持者，於是雙方一拍即合。織田信長利用火器的優越性，終於在1575年運用火槍梯隊戰術，在長筱會戰中戰勝了三倍於己、並以驍勇騎兵著稱的武田軍。這次戰役是織田信長統一霸業的關鍵性戰役，也是日本戰爭史上的一大轉折。此後，火槍技術更加普遍地用於戰場，大大增強了織田信長的軍事優勢，加速了其統一日本的步伐。

  此外，織田信長還敏銳地察覺到傳教士在政治軍事上的利用價值。當時，佛教教團已經形成一股舉足輕重的政治軍事勢力。他們享有寺院領地，擁據大量僧兵，尤其是一向宗在各地與織田信長武裝對抗達10年之久，屢陷織田信長於窘境，成為統一事業的一大障礙，因而織田信長對佛教勢力採取了嚴厲打擊政策。在這一戰略背景下，織田信長看到了天主教在民間的號召力和耶佛水火不相容的狀態，因而在剿滅佛教勢力的目標下，與傳教士結成了「統一戰線」，期望以耶戰佛。在軍事戰略上，織田信長更是淋漓盡致地利用了傳教士的影響。1578年織田為脅迫天主教大名高山右近屈服，派傳教士前去勸降，聲言如果高山拒降，將對所有天主教徒處以磔刑，終於使高山右近就範。[55]

  綜觀上述不難看出，日本統治階層中護教者與傳教士的關係，在客觀上為天主教勢力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雙方的關係可謂名副其實的同床異夢，前者只是將後者當作給自己帶來經濟利益的「經紀人」和為己所用的「縱橫家」，而對「福音」則毫無興趣。大內氏甚至在傳教許可證中認為傳教士是「從西域來朝之僧，為紹隆佛法」[56]。因而，雖然號稱「天主教大名」者不少，而「真正信奉天主教者不過數名而已」[57]。傳教士與日本統治者的「交情」始終是建立在相互利用基礎之上的，因而極其薄弱。這就預示了隨著上述交易式合作基礎的消失，雙方必然要爆發衝突的悲慘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