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黑暗時代的救世主

  如前所述，從沙勿略來日之初，就明確了適應主義傳教策略，他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要使更多的人皈依天主教的最佳方式，就是儘可能地尊重、迎合當地的文化和習俗，採取靈活的適應主義傳教策略。在這一策略背景下，耶穌會非常尊重並努力學習日本文化，並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一整套文化適應的傳教方案。

  范禮安曾於1579—1603年之間，先後三度滯留日本，累計時間達九年之久。他對日本人做出很高的評價：「日本人禮儀端正、遵從道德、思想深邃、聰明並頗具理解力。正是由於他們明道達理，所以要使他們信奉天主教，就必須尊重他們自己的自由意志。」[28]這是耶穌會在日本傳教活動的總原則。范禮安在給耶穌會總會長的報告中提出：「在日本，必須適應日本人的習俗，儘量採用日本固有文化的形式來表現教義，絕不能為傳教而使日本人葡萄牙化。」[29]為此，范禮安編成《日本傳教長規程》，內中強調要通過衣、食、住而融入日本人之中。范禮安還編寫了《日本教理問答》，作為耶穌會士研究日本宗教的參考書。與此同時，范禮安又命在日傳教士弗羅伊斯（Frois Luis，1532—1597）編撰了《歐洲文化與日本文化》。該書對日本的宗教信仰、僧侶風俗、民間風習、飲食習慣、醫療用藥、民間文學、庭院建築等作了全面細緻的介紹，並與歐洲文化進行了比較[30]，成為來日傳教士的必讀書。此外，弗羅伊斯還和另一位在日傳教士羅德里格斯（Rodriguez Joao，1561—1633）分別撰著了大部頭的《日本史》和《日本教會史》，對日本宗教、語言、文學藝術、道德時尚等領域進行了系統的研究。

  上述措施使傳教士們較順利地適應了日本的社會文化以及民間風習。他們為便於日本人理解，甚至在傳教初期將Deus（天主）譯成日本佛教用語中的「大日如來」，並在傳教中巧妙地借用了許多佛教術語，諸如：功力、解脫、現世、後世、濟渡等等。[31]天主教教義以這些日本人熟知的概念為媒介逐漸滲入到日本人的意識之中。另外，許多天主教教堂就是利用了被廢棄的佛教寺院，新建的教堂也多使用佛寺名稱，當時日本最大的教堂（建於平戶）就被命名為「天門寺」。[32]這樣，當傳教士身著和服與日本人在教堂相聚時，呈現出一種融融氣氛。此外，耶穌會還大力興辦學校教育、培養日本人傳教士[33]，以求循序漸進地將天主教信仰融入日本社會。通過上述適應性文化溝通方式，大大減少了傳教過程中因文化相異而產生的隔閡。在日耶穌會的適應主義傳教策略，使他們有充分的餘地，以適應當時日本社會的情狀，從而使他們的文化適應主義轉變、擴展為對整個日本社會的適應行為。耶穌會以上述適應主義為主導，選擇了兩個突破口，即貧苦庶民和權勢群體。正是這種兩翼的協調並進，使耶穌會獲得了空前的成功。

  要迅速獲得大批信徒，就必須使天主教在廣大下層民眾中紮下根基，這是在日耶穌會的主要任務。為實現大規模傳教的需要，整個南蠻時代來日傳教士達290名[34]。戰國時代是日本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之一，無休止的戰爭使大片土地荒蕪，農民棄田乞食，墮胎溺嬰已為常事。加之，原來聊以慰藉人們心靈的佛教，此時也墮落為世俗利益的角逐者。一些佛教教團蛻變為貪婪的新封建主，反而使民眾墮入現世的地獄，佛教的殿堂坍塌了。由此，貧苦民眾在肉體遭受塗炭的同時，精神也陷入了極度的痛苦和絕望之中，他們迫切期待物質和精神上的救助。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當一個社會出現政治、經濟、倫理、宗教或心理危機時，人們就會對原有的價值觀念和信仰發生動搖，轉而去接受一種新的信仰和社會理念。」[35]耶穌會士揚布的天主教正是這種新的信仰和社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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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會針對日本社會的墮落，十分注重宣揚原始基督教中具有人類普遍價值的道德倫理觀念。當時，在日本通用的《天主教教理問答》中，收入了作為天主教基本戒規的「摩西十戒」，其中規誡信徒：「當孝敬父母，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貪圖他人財物，勿戀他人之妻。」[36]這些戒律對日本人來說並非聞所未聞，但是，在社會正義泯滅，弱肉強食的時代，它無疑喚起了無人問津的下層百姓的社會心理共鳴。尤其是傳教士們作為社會基本原則，還積極宣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愛人如己等基本教義。在日本近代以前的社會思想蒙昧時期，這種「從未有過的清新倫理，使日本人純真的靈魂深受感動」[37]，尤其下層百姓第一次發現了能夠體現自己社會人格的理想的社會秩序。馬克思曾指出：「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38]耶穌會的上述作為戒規的道德倫理和作為教義的社會理念，正是這種感情，並以此博得了日本下層民眾的親和感。

  耶穌會為切實爭得民眾，還通過開展諸多慈善事業，將自己變為現實生活中的施主。面對當時日本廣大民眾有病無醫的狀況，傳教士們分別於長崎、府內等地開辦醫院，收容患者。當時日本流行著一種疑難症癩瘡，而「經南蠻流外療，歷數月而痊癒」。[39]據當時在日耶穌會士記述，僅在府內醫院，「1559年夏季以來，接受內外科各種治療的患者在200人以上」。這些醫院進行著兩種治療，即「為拯救靈魂而進行說教，為治癒肉體而使用粉藥、膏藥以及燒傷藥劑」。由此，「住院患者樂於學習祈禱，病癒以後有數次來醫院者，並最終接受了洗禮」。[40]耶穌會還創立集義金賑濟災民，比如1554年山口地區發生饑饉之際，數名傳教士自費從其他地區購得大量昂貴的大米，每日早上向饑民舍粥。[41]此外，傳教士們還於府內設立孤兒院收養病弱嬰童、贖回被販賣的人口等等。[42]

  傳教士們宣倡的道德倫理、社會理念以及切實的社會公益活動，反映了日本民眾的普遍需求，樹立起一套具有普遍性的社會道德價值標準，並宣傳這就是「主」所創造的社會秩序。這顯然屬於未被封建工具化以前的早期基督教原則，它比起日本當時「善惡不二，邪正如一，棄恩入無為」的混沌、消極、虛無的「佛法」，表現出明顯的追求現世得救的社會價值。天主教在日本的「還俗」，「不僅在教徒之間，而且在異教徒中間也越來越得到信賴」。[43]耶穌取代了佛陀，樹立起現世「救世主」的形象，吸引了廣大生活在「末世」的貧苦大眾。就連當時日本的排耶論者也不得不承認，由於耶穌會士「演說邪法，行布施以傾動男女，因之歸其宗者如麻粟」。[44]由此看來，日本的天主教熱潮絕非「出於好奇心的奇蹟」，而是傳教士的主張和實踐與民眾需求相溝通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