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混同秘策》之「藍圖」

  佐藤信淵明確提出，欲侵略中國需把中國東北作為突破口。「經略他邦之法，應始於弱而易取之處。當今世界萬國之中，皇國容易攻取之土地，無如支那之滿洲者。」[140]接下來，佐藤信淵還精心設計了侵攻中國東北的具體步驟和進一步「擴大戰果」的野心。「取得黑龍江之各地後……逐漸向西，松花江之地方亦易取之地。既得吉林城之後，則支那之韃靼諸部必望風而歸附，若有不服從者，移兵征討。韃靼既定，則盛京勢危，支那勢必全國震動。故而，皇國征服滿洲，雖不知早晚何時可得，但最終為皇國所有，定而無疑。夫不啻取得滿洲，支那全國之衰敗亦由此開始。在取得韃靼基礎上，朝鮮、支那繼而可圖。」[141]

  佐藤信淵甚至還提出了天皇親征的方案和對全中國的統治術：

  

  親征扈從必用熊本府之兵，親征之先要考慮各方皇師之形樣，並探得支那國王所謂清主者已經困苦，而後可渡海。先陣之兵直搗江南地方，速取南京應天府，以此地為皇居。乃登用有文才之支那人，使其作大誥，周檄天下，曰：清主崇信邪魔左道，蔑視天地之神意，痛拒皇國之法教，不憐人類之無食，獲罪於皇天，而（天皇）則行天罰以救蒼生。應憐新歸附之支那人，悉選用其有才者為官，且需立明室之子孫朱氏封上公，使其謹行先祖之祭祀，大施慈悲，專心撫育支那人。若真誠用此策，數十年間，支那全國可完全平定。[142]

  佐藤信淵還提出了利用東北地區人民和官兵侵擾中國的險惡謀略：

  皇國作為萬國之根本，乃應號令全地球之宗國，因而以皇國人之食余撫育彼韃夷，駕馭調練其精銳，漸使其成為令支那、印度等國臣服（於日本）之基礎。世上之儒生俗士等見當今支那之強盛，聞此論笑之癲狂。詳於世界之形勢而考較其事體大要，四大洲中土地廣大、氣候良和、物產極多、人民極繁盛之國，實以支那為第一。然，破滅支那者，常出自韃靼部，察於此，由韃靼制支那甚為便捷，自不必論。[143]

  佐藤信淵上述「弘論天下」並非兒戲，雖然自覺當時的日本無力實行，還是寄希望於具有「混同世界」野心之後來者：「予深感上天哺育之大恩，竊有囊括六合之意。然怎奈家貧年老，於是乎，筆記此書題名混同秘策，聊記垂暮之鬱憤，固封以留與兒孫。嗟乎，後來之英主，有志於鞭撻宇內者，若先熟讀此編，思過半者也。」[144]這一貪婪的侵略擴張「藍圖」被明治以來的日本帝國不折不扣地予以實施，尤其是與開篇所述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擴張戰略之雷同，不能不令人驚異。不知是源於不謀而合，還是明治以後「神國」軍人繼承了其先輩之侵略遺願。總之，《田中奏摺》的對外侵略擴張步驟與「佐藤文本」如此雷同，似乎在向人們證明扭曲神道的歷史延續性。然而，近代以來日本帝國主義最終慘敗的結局，卻是佐藤信淵所沒有料到的，更成為「神國」日本和法西斯主義者們的「千古遺恨」。

  那麼，是什麼精神支撐著如此「宏大戰略」的呢？

  如果粗略地梳理一下佐藤信淵作為一位民間學者所涉及的學問領域便會發現，他頗有家學淵源，諸如：農政、農業技術、土木治水、礦山學、冶金學、漁業等等[145]，又週遊日本學習蘭學。按佐藤信淵自己的說法，他曾經「赴江戶隨宇田川槐園先生學習本草及和蘭諸學說，又從友人木村桐齋氏受天文、地理、歷數、測量等術。及學之略成，負笈遊歷四方，足跡所及凡四十六國，精研父祖之遺事，以至幾乎家學全備」。[146]上述各類科學技術無疑屬於經世致用的實學。此外，他更兼通儒佛之學，使他又具備文人學者的思維。如果佐藤信淵的學問知識體系僅限於上述，大概很難產生對外侵略擴張的思想。然而，佐藤信淵又分別「隨吉川源十郎和平田篤胤學習神道和國學」[147]，並將國學家的復古神道定為其學問的根基。可見，佐藤信淵所學領域寬泛龐雜，集科學和迷信於一身，因而使他的思想顯得頗為詭異。通過分析，可以清晰地發現，統御佐藤信淵學問中樞的是充滿想像和迷信的復古神道學的極端民族主義的理念，這反映在其所著《天柱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