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水戶學派與江戶史學

  對近世日本文化影響最深者莫過於儒家思想，其間影響最大的中國學人，非朱舜水莫屬，談水戶學自然更不能忘記朱舜水。朱舜水（1600-1682）大半生為大明江山四處奔忙，於1659年定居長崎，並終老於日本。朱舜水赴日之前已是名士，人稱「文武全才第一」「開國以來第一」，但他無意仕途。舜水尊實學，踐實事，「學問之道，貴在實行，聖賢之道，俱在踐履」。[87]舜水到日本後先是在長崎講學，後受聘於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德川光圀尊朱舜水為師，在從其學習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還經常詢問有關國家施政大計、禮樂典章制度以及學術文化問題。」[88]舜水也殫精竭慮將所學所思傳授給鄰國知己，「所謂『水戶學』者，所得於舜水精神者至多」。[89]舜水在日本不但受到前所未有的禮遇，且與政界、學術界交往密切，日本弟子眾多，卒後諡號為文恭先生。梁啓超曾言：當時的日本知識層對舜水的敬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而且「德川日本二百年，日本整個變成儒教的國民，最大的動力實在舜水」。[90]此言雖顯誇張，但朱舜水對日本儒學的影響確實不可小覷。諸如，主張對朱子學採取揚棄態度的安東省庵、反對坐而論道的木下順庵、古學派的山鹿素行、伊藤仁齋等人都從不同層次吸收了朱舜水的實學思想，從而促使江戶時代日本儒學研究進入新的階段。「朱舜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實與鑒真前後輝映，觀其偉業，中外史乘，誠屬罕見。」[91]

  最直接繼承朱舜水學問思想體系的莫過於以《大日本史》為代表、主張大義名分、尊王攘夷的水戶學。一般認為水戶學是在水戶藩編修《大日本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學問體系，而這期間朱舜水不但與編史主持者德川光圀時常談經說史，而且擔任編纂《大日本史》的第一任總裁安積覺就是自幼就學於朱舜水門下的高足。

  編纂《大日本史》的發起者德川光圀因讀《史記·伯夷傳》而頗為感慨，認為史書如果沒有「史筆」就不能感化後人，這種修史目標成為編纂《大日本史》的指導思想。該書仿效司馬遷《史記》採用中國正史體例的紀傳體，所記時代上自「神武天皇」，下至南北朝統一的1392年，全書共397卷。其中：本紀73卷（含100代天皇）、列傳170卷（含后妃、皇子、皇女、群臣、孝子、逆臣等）、志表154卷。《大日本史》自德川光圀1657年在江戶開設史局到1906年印刷完畢，歷經250年。該書收集史料廣泛，並精於史實真偽的考辨，其嚴謹程度在日本史學史上是史無前例的，詳細註明史料的出典是該書的一大獨創，中國的正史中也無此例。此外，該書的漢文水平也非常高。

  日本學者稱《大日本史》與由林羅山開始主持編修的《本朝通鑑》為近世史著之雙璧，然而《大日本史》除了「記治亂、陳善惡、以備勸懲之典」[92]的教化目的之外，對後世影響更大的則是以編纂該書為中心聚集在一起的水戶學派提倡的「大義名分」理論。藤田幽谷（1774—1826）就認為，史家的任務就是要通過對歷史的評價來彰顯大義名分。《大日本史》也確實在貫穿著大義名分思想，以下試舉兩例。《本朝通鑑》把由武家實際統治南北朝時代的北朝作為正統，而《大日本史》則把雖然處於弱勢地位，但持有作為天皇象徵的三種神器的南朝作為正統。如果這種史筆反映了「大義」，那麼下一個問題則反映出「名分」原則。《本朝通鑑》認為《日本書紀》中記載的以皇后身份攝政69年的神功皇后是「本朝女主之始」，因而將其列為一代天皇，而《大日本史》按名分將其列入后妃傳。總之，宣揚以天皇為正統的尊皇思想、突出強調「大義名分」等國家正統觀念的倫理道德，是《大日本史》的「精義」所在。該書曾被譽為「本朝史記」，「顯示了近世史學達到的一個頂點，在成就了明治維新精神依託之一的意義上，也不能疏漏其給予後世的影響」。[93]足見《大日本史》在日本史學史以至於文化史上的影響。

  從邏輯上說，作為「御三家」之一的水戶藩提出自我矮小化的尊王思想似乎有些難以理解，不過從原理上講，幕府將軍權力的合法性源於天皇的認可和授予，因而強調天皇的正統性也是順理成章。事實上《大日本史》並沒有倒幕傾向，也無法想像在和平時期，源於德川家康嫡孫德川光圀掌管的水戶藩會提出倒幕口號。然而，尊皇思想確實為幕末倒幕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

  其實，無論是從學問的角度還是政治思想的角度，江戶時代公武地位始終是學者們經常觸及的論題。到後期水戶學階段，隨著西方勢力在日本周圍活動的頻繁，這種「大義名分」被突然放大，並將矛頭指向外患。藤田幽谷提出了國體論和攘夷思想，又被會澤正志齋（1782—1863）、藤田東湖（1806—1855）等人繼承發展。會澤正志齋將日本神話、神道、武士道等日本傳統思想引入原本屬於中國式「正統思想」的水戶學，更提出了日本獨特的國體問題，並希望用天皇的宗教性權威來支持幕府實現國家統一，從而應對來自西洋的挑戰。然而，這種思想最終演變為幕末時期尊王攘夷和尊王倒幕派的核心理論，造成了天皇與幕府分道揚鑣、反目成仇。正如美國學者指出的，水戶學「成為了以日本天皇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情感的思想源泉，並最終為日本倒幕、尊王運動提供了理論武器——這一現象到公元1868年明治維新時期達到了頂峰」。[94]

  水戶學雖然深受朱舜水的影響，但它最終還是幻化為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日本特有的「國體思想」。水戶學派學者們始終貫穿著尊皇的正統思想，可謂是主張「大義名分」的義士，從這個意義上講，正是德川家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統治。然而，明治政府雖然承襲了「國體思想」，但並沒有重用為明治天皇重新號令天下而立下汗馬功勞的水戶學派，而是啟用了復古神道集大成之平田學派，實在是辜負了水戶學派的「忠義之心」。

  以上分析了水戶學及其《大日本史》在政治思想史坐標上的位置。在此順便對江戶時代的史學做一番梳理。史學在日本歷史上始終是顯學，這可以說是承襲了中國的文化傳統。甚至在近代以前，一提到學問就首先想到史學。日本史學承襲中國史學傳統，修史不但記錄史事，還要對歷史人物、事件等作出判定，這就為後人尋找前人的文化價值觀念留下了珍貴的資料。江戶時代是日本史學發展的重要時期，「近世日本的修史與史學在日本史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上承日本古代、中世的修史風格、史學思想，又發展出新的修史形式，新的史學觀念，並下啟近代日本的修史和史學」。[95]

  德川幕府為論證自己的合法性並確立德川家的權威，非常熱心於歷史編纂事業，不僅規模之大超出歷代，持續時間也幾乎貫穿整個江戶時代。此外，各藩國也仿效幕府修史，民間修史者也不乏其人。整個江戶時代，史學流派也異彩紛呈，各派的史觀各有不同，形成了日本史學史上的一個高峰期。

  由幕府組織編纂的史書占據了很大的比重，按內容可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德川幕府的歷史，諸如《武德大成記》《東武實錄》《德川實紀》《朝野舊聞裒藁》等。這類史書的目的在於建立德川家的權威，從而樹立一個新的正統，如：《朝野舊聞裒藁》全書1093卷，運用史料廣而精，記載了德川家先祖到德川家康的時代；《德川實紀》516卷，記載了從德川家康到第十代將軍德川家治的歷史，該書也用功不小，但由於對歷代將軍極盡禮讚之筆，削弱了其史料價值。第二類是各藩大名等的歷史，如《寬永諸家系圖傳》《寬政重修諸家譜》等。此一類史書是為了提醒大名士族們「不忘幕府厚恩，追思祖先本分」，從而使大名們自覺依附於德川幕府。第三類是有關德川幕府建立之前的日本歷史，如《本朝通鑑》《後鑒》《史料》等等。這類史書的政治目的相對較弱，而側重修訂客觀信史的傾向更強一些。比如，由林羅山及其後人主持仿效司馬光編年體《資治通鑑》編纂的《本朝通鑑》，形式規範、內容完備，反映了德川幕府初期學術進取之勢。林羅山為此事業兢兢業業，曾編修了《本朝編年錄》40卷，然而，在1657年（明歷三年）的江戶城明歷火災中這些卷帙連同林羅山引以自豪的萬餘卷和漢文典籍毀之一炬，林羅山為之氣血耗盡心灰意冷，數日後棄世而去。之後由其第三子林春齋繼承父業，續修《本朝通鑑》，於1670年脫稿。全書起始於神代，截止到後陽成天皇（1586—1611在位），共310卷，是一部完整的通史。該書的目標在於究明有史以來治亂興亡之軌跡，遵照儒家思想的理念，超越公武對立的狹隘立場，以史為鑑，修明政治、規範人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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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各藩也在自覺地修史，如被稱為德川氏御三家的尾張藩的《神君年譜》、紀伊藩的《創業記考異》、水戶藩的《大日本史》等。前兩史基本思想是立足於德川幕藩體制的正當性，而《大日本史》則顯示了自己的特性，其史學思想和編纂方法等已如前述。

  就個人的史學研究而論，新井白石（1657—1725）當屬佼佼者，他是江戶時代儒家史觀的代表，也是公認的日本近世史學的高峰。新井白石的主要史著有：《藩翰譜》《讀史餘論》《古史通》《史疑》等。「白石史學」的特點有三：對史實精緻的批判、實證方法的活用、把握歷史趨勢的洞察力。白石在研究關鍵歷史人物的時候，甚至能夠在對促使人物行動的心理作出分析的基礎上，較為清楚地洞察到歷史發展的進程。一般認為，白石不但是近世史學的高峰，而且也是近代史學的先驅。但是，白石在評價他所生活的當代歷史的時候，其史觀似乎突然失去了犀利的鋒芒。他可以無情地批評歷史上以下犯上專權的源氏和平氏集團、批判北條氏和足利氏，但是對德川家康以及德川幕府則採取了全面肯定的態度，認為德川氏是受命於天，奉天治世。此外，白石史學「只把上層的政權交替看作是歷史，而對普通國民層，尤其是庶民層的動向則完全視而不見」[96]。新井白石迎合當時統治者和無視庶民的傾向，削弱了他一貫的史學批評標準的生命力，「被認為是極為保守的思想家」[97]。

  儒家陣營的史家還有山鹿素行（1622—1685）。山鹿素行學於林羅山，治學領域極廣，其史著《中朝事實》《武家事紀》顯示了其史學風格。《中朝事實》強調日本的風土優於萬國，日本的歷史也是皇室一統，天地間無以倫比，反映出民族主義的思想意識。《武家事紀》中論證了武家的出現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山鹿素行承認天皇因受神示而統治日本，但是同時又認為，當朝廷德識衰微時，武家替代朝廷掌權治理天下不但應該認可，而且是歷史的必然。這樣，一方面主張皇統連綿不斷，另一方面又承認了武家政權的正當性。

  江戶史學另一個亮點就是開始接觸到西洋史，雖然它還很幼稚。就著述而言應首先提到新井白石編纂的《西洋紀聞》。該書的資料來源於白石對潛入日本的傳教士的詢問和辯論的記錄，記述了西洋各國形成的歷史，而且還涉及西洋國家間的關係，記載了諸如西班牙繼承戰爭等當時歐洲諸國的形勢，尤其對天主教史的記述最為詳細。《西洋紀聞》使西洋歷史學開始從地理與歷史混雜的「輿地學」中獨立出來。隨著江戶中後期蘭學的興起，西洋歷史也開始受到蘭學家和一般學者們的關心，有關西洋歷史的著述不斷豐富，但這些書籍大多是有關國別的歷史，諸如：荷蘭史有森島中良的《紅毛雜話》、宇田川榕庵的《和蘭史略》；俄國史有前野良澤的《魯西亞本紀》、山村才助的《魯西亞國志》；英國史有吉雄忠次郎的《諳厄利亞人性情志》等等。到幕末時期出現了整體西洋史的著述，如山村才助的《西洋雜記》、佐藤信淵的《西洋列國史略》等等。[98]不過，江戶時代的西洋史知識基本上是被作為一種了解西洋的信息，沒能引起在歷史觀和史學方法等研究上的進步，在日本真正的西洋史研究還要等到明治時代。不過，這些史學書籍使日本史學跨出了東洋史的局限，把眼光擴大到世界歷史，擴展了日本人史學研究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