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子學的上位

  近世以前尤其是戰國時代，深陷戰亂的日本人對於現世失去信心，因而把精神投向了虛幻的彼岸，佛教之外天主教也曾興盛一時。德川幕府建立之後，日本社會穩定下來，人心漸從彼岸遷回此岸。前此傳入的朱子學適應了這個時代日本社會的精神和道德需求，幕府也發現朱子學主張的倫理道德有利於其統治秩序的穩定，這是江戶時代儒學盛行的重要社會根源。

  德川幕府以士農工商等級秩序維持其社會統治，其中武士為最高社會等級，也象徵著武力統治的基幹。然而一個和平的社會在武力為背景的統治之外，不可避免地要藉助某種文化力量。隨著德川幕府統治趨於穩定，統治策略也逐漸轉向「文治」，於是朱子學被奉為幕府的「官學」，並順勢取代了統馭中世的佛教思想，占據了江戶時代思想學問的中樞，各藩也多借重朱子學家進行藩政管理。整個江戶時代，儒家理念統御著日本人的倫理道德意志和學問藝術等廣泛的領域。

  中國宋代理學雖然早在鎌倉時代（1185—1333）中葉就由中日兩國僧人傳入日本，但當時「禪僧們兼習宋學，其目的不在於推廣儒學，而是將宋學視為『助道之一』，藉以弘揚禪宗」。[61]在禪僧那裡，理學基本是作為禪學的附庸而存在的。至德川幕府建立，此前曾以五山禪僧[62]為主體統治日本思想界的佛儒一體的五山學問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程朱理學從禪學中獨立出來，並後來居上。

  江戶時代朱子學鼻祖藤原惺窩（1561—1619）從相國寺還俗而專攻朱子學，將五山禪僧用作修行的理學從禪學中獨立出來並加以系統化，創立了京都朱子學派。「我久事從釋氏，然有疑於心，讀聖賢之書信而不疑，道果在茲，豈人倫之外哉。釋氏既絕仁種又滅義理，是以為異端也。」[63]藤原惺窩曾計劃到明朝求學，因風浪未能成行，後在滯日朝鮮朱子學者姜沆協助下，用日文編纂《四書五經倭訓》。該書用朱子學的觀點註解四書五經，標誌著藤原惺窩轉向朱子學。惺窩脫佛歸儒的同時，還反戈一擊對佛教的空虛之學進行了批判。曾有僧詰難藤原惺窩此舉是「棄真歸俗」，惺窩答曰：「夫戾天理，廢人倫，何以謂之真？」[64]這意味著藤原惺窩從中世的彼岸觀回歸到此岸的精神反省。藤原惺窩還曾說：「余自幼無師，獨讀書自謂漢唐儒者，不過記誦詞章之間，說注釋、音訓標題事跡耳。絕無聖學誠實之見識矣……若無宋儒，豈續聖學之絕緒哉。」[65]惺窩既抨擊了禪中儒的空談虛無，又反省了漢唐舊派儒者們埋頭註疏之小學的無用，並試圖建立植根於社會人倫的新儒學。這種學問觀的實質是去虛就實，可以說是江戶時代思想學問區別於中世的一大特徵。

  藤原惺窩為江戶日本的思想史開闢了新的天地。荻生徂徠曾說過：遠古日本「泯泯乎罔知覺」，有了王仁日本才開始識字，有吉備真備後「經藝始傳」，有菅原道真後「文史可誦」，有惺窩後知「天語聖」。並稱此四人為四君子。惺窩還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儒學家，其門下以人稱藤原四天王的林羅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堀杏庵為首，俊秀輩出，「師其說者凡百五十人」[66]。從「四君子」到「四天王」，足以證明藤原惺窩在日本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的耀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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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原惺窩在日本思想史中的影響可歸納為：第一、使宋明理學脫離禪學而自立；第二、推崇朱子新注並脫離依賴於宮廷博士家們的舊注儒學，使朱子學在日本自成一家；第三、培養了一大批儒學家，使儒學在整個江戶時代繁盛不衰。

  德川幕府與朱子學的聯姻是從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開始的。是年還是建仁寺僧人的林羅山（1583—1657）在京都公開設壇講解朱熹的《論語集注》，而當時沒有朝廷准許是不得講授儒家經典的。據此，明經博士清原秀賢向德川家康告發了林羅山，德川家康非但沒有懲處林羅山，反而承認了公開講學的形式。由此，原本只在公家、僧侶等特殊身份的人群之間傳承的儒學，開始對社會開放，開創了江戶時代公開講學的先河，而朱子學也旋即成為江戶時代之顯學。林羅山由其師藤原惺窩推薦給幕府，深受德川家康禮遇，1607年開始出任幕府的政治顧問，並先後擔當德川家康至德川家綱四代將軍的侍講，頗得重用。「羅山於國家創業之際，大受寵任，起朝儀、定律令、大府所需文書，無不經其手。」[67]林羅山還擔當著幕府文教政策的規劃、武士教育理念的制定等方面的指導者，並在古書搜集出版、史書編纂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見林羅山在幕府創業之初修訂祖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如此，林羅山所崇尚的朱子學也貫通了德川幕府的始終，這也說明朱子學是符合幕府的需要才得到重視的。

  幕府全力扶持林家的學術權威，1630年三代將軍家光賜地給林羅山興建林家私塾。兩年後尾張藩主德川義直又在江戶藩邸內為林羅山建造了先聖殿，此即後來儒學聖堂的前身。林羅山歿後，三子鵞峰承繼家業，林家的家塾開始招收官費學生。鵞峰請求幕府改造先聖殿獲准，並被授予弘文院學士稱號，加賜俸祿200石。1680年鵞峰次子鳳岡（林信篤）繼承林家，1690年五代將軍綱吉命在江戶神田的湯島為林家興建新的聖堂。翌年歷史上著名的仿中國孔廟的湯島聖堂落成，同時鳳岡也受賜從五位下大學頭，並成為聖堂的主祭，之後這份榮譽由林家世代世襲，聖堂中的仰高門經常講經聚集眾多聽眾。之後林家幾經盛衰，到1793年第八代傳人林述齋受命為大學頭，趁勢建議聖堂立法，1797年將聖堂學舍改為昌平坂（孔子的出生地）學問所。從此林家私塾變成幕府官立學府，作為旗本、御家人子弟教育的場所，一直活躍到幕末。其間學問所始終聚集著優秀的學者，吸引著眾多傾慕者前來受教，保持著官學的地位。明治維新之初，昌平坂學問所改為昌平學校，1871年因設立文部省，結束了由林家私塾到昌平坂學問所的漫長歷史。作為官學象徵的學問所雖然不復存在，但湯島聖堂的開放講學之風和傳播漢文化的傳統卻一直延續至今。[68]

  朱子學是通過思辨建立起來的道德哲學體系，於自然、政治、道德倫理等領域都貫通一個「理」字。它以思辨得來的「天理」統馭封建政治道德秩序，並使這種秩序合理化。所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69]，「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70]林羅山根據朱子學「天人一理」的原則提出：「如天尊地卑天高地低有上下之別，人又有君貴臣輕定其上下次第……無此差別，何以治國。」[71]由此引出了日本朱子學的天道、人道、格物窮理三環相扣的邏輯關係。而這種邏輯關係又順應了幕府文治統治政策的需要，從而使朱子學在整個江戶時代占據傲視「異學」的官學地位。

  在日本，朱子學被進一步生發，認為「天道」具造化之功，主宰著世界，所謂「人類蕃息，花開果落，五穀豐登，皆天道之所為」[72]。天道不僅可以造物，還主宰著「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等社會道德規範，此即「人道」。初看日本朱子學的天道觀似多有宗教信仰色彩，但是它與此前流行於日本的天主教和佛教大相逕庭，朱子學的本質在於理性地詮釋現實此岸世界的合理性。即，佛教以「人倫為幻妄」，天主教也只以天主為唯一，而朱子學則是以天道解釋人道，著眼於現實社會。

  由上述可見，朱子學旨在論證當時日本社會的合理性，從君主到士農工商的存在都是基於天道而產生的人道，並要求社會各階層的人們都各安其位，以維持社會的穩定。這種思想受到幕府統治者的激賞也自然是順理成章了。正因如此，人們往往以此來批判日本朱子學的保守落後性，甚至稱其為「還俗的宗教」。然而，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朱子學者們摒棄了佛教空無的宿命論，而且也向統治者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諸如要秉承天意，以蒼生和「天下利益」為重的理念等等，這就在客觀上使統治者的權威相對化，實際上也為統治者在社會政治領域做了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