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生活方式看中日關係的逆轉

  在斷髮、易服、改歷這樣的生活方式變革中，中國落後日本四十年，近代以來中日關係的逆轉也正發生在這四十年期間。日本實施改革，剛剛從殖民地泥沼中擺脫出來，「學歐美人之事先行一步便產生鄙視支那之驕傲情緒」[31]，視昔日仰慕並師之仿之的中國為「惡友」。中國面對西方列強挑戰，依然固守傳統，以至落後於世界潮流，國勢漸衰，最終淪為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國。中日關係的逆轉，不獨軍事力量上的強弱變換，在生活方式方面亦有明顯的表現。

  「更衣冠，易正朔」與生活方式的「脫華」

  在古代，中華文明對日本影響深遠，這種影響，在制度、文化層面之外，也滲透到民眾生活領域。在中日文化交流最為繁榮的唐代，因為日本人「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故被唐人評價為「有君子之風」。到宋代，有位名叫滕木吉的日本人向真宗皇帝獻詩曰：

  君問吾風俗，吾風俗最淳。

  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

  玉瓮蒭新酒，金刀剖細鱗。

  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32]

  這首詩表達了日本風俗摹化中國的情景，「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是說在衣冠之制、禮儀文明方面以漢唐制度為樣板，而「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則隱喻日本使用中國的曆法，每年桃李盛開是與宋朝相同的時節。這首詩當時雖未入《宋史·日本傳》，但是流傳很廣，明代薛俊的《日本國考略》中也有日本人作《答風俗問》一詩，內容大體相同。[33]

  

  在鴉片戰爭中，日本人過去非常崇拜的中華帝國被「夷狄小國」打敗，強烈的衝擊迫使有識之士開始總結大清國失敗的教訓。1853年，面對美國軍艦武力叩關，日本人從中國的前車之鑑中認識到要避免重蹈中國的覆轍，必須學習西洋之法，進行改革。恰如後來赴日考察的學者黃慶澄所言：「自德川末造美兵逼境，一隅被擾，舉國沸騰」，「以一國論，屢戰失利，始悟螳臂不可當車，幡然自悔，盡滌宿見，仿形新法」。除了在軍事上、經濟上學習西方，「甚至改正朔，易服色，雖貽千萬邦之訕議而不顧」[34]，開始否定並全面放棄往昔積極模仿的中國風俗與制度。

  從服裝上說，當日本人學習西方，意欲「脫亞入歐」的時候，曾經促進日本改變落後面貌的「衣冠唐制度」突然變成了制約日本發展的負遺產。剛剛感受到西式服裝靈活便捷的日本人，開始抨擊「衣冠唐制度」。1871年9月，明治天皇在《更改服制敕諭》中，將西方國家壓力下的無力感歸因於模仿唐風的衣冠之制，懷念「以武治世」的「神武創業神功征韓」時代，抱怨由於「衣冠之制流於模仿唐制」導致日本「軟弱」。表面上這是批判「唐風衣冠之制」，實質上是藉此說明中華文化已經落後，欲通過「斷然更改服制」恢復「祖宗尚武之國體」，明治政府拋棄中華文化，向西方社會靠攏之目的昭然若揭。1876年，駐華公使森有禮與李鴻章在談論服裝變革時態度傲慢，稱「當今貴國衣服，論精良與便利，尚不及歐服一半」，直接表達了中國服裝的不屑。對於李鴻章所言「我國絕不能如貴國一般行如此變革」，竟然答曰「凡將來之事，誰能得以預料其之必好。貴國四百年前之先人，亦不能料當朝鼎立之時變革服制之事」，暗諷漢族人著滿族服飾，向異族稱臣。1880年，熟諳中國文化的漢學家岡千仞在回答清政府駐日使館官員「貴邦改從西服，何不服吾服」的質疑時更直截了當地指出，「千年以前取隋唐服，今日中興再用隋唐服，已屬陳腐，故取歐土服」[35]。服裝開始西化不到十年的日本人便對中國的衣冠制度持輕蔑與排斥態度了。

  從曆法上說，歷史上中國人極其讚賞日本通過「正朔本乎夏時」向中國王朝表示臣服與尊崇。到1685年開始使用澀川春海編制的《貞享歷》為止，日本人一直使用中國的曆法，尤其是《宣明歷》在日本使用823年而不改。長期使用過時的中國曆法造成日本人熱衷中國曆法的印象，而實際上不過是日本人既不想繼續奉中國朝廷為「正朔」，又在自己還沒有能力製作新曆情況下的無奈選擇而已。唐朝末年，日本人主動拒絕與中國王朝的來往，隨著民族文化—國風文化的成長，加上元代兩次對日本用兵失敗，日本謀求與中國對等的意識進一步滋長，脫離漢文化圈的傾向也日益明顯。到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時期，為了獲得來自明王朝政治上的支持和經濟上的利益，表面上以「日本國王」身份向大明皇帝稱臣，實際上卻對明皇帝頒賜的《大統歷》置之不理。1644年，滿族人取代明王朝建立清政權，日本人稱之為「華夷變態」，鄙視這個「韃靼之國」。在思想界，一些國學者基於民族主義立場採取排斥中國文化的態度。1782年，強調復古和國粹主義的國學者本居宣長撰寫《真歷考》，徹底否定中國曆法對日本的影響，稱在中國曆法傳入日本之前，日本就使用基於天地自然變化的「真歷」。所謂「真歷」，是由皇祖神所創造，授予萬國的天地自然之歷。本居宣長認為中國曆法是人為捏造之物，而「真歷」是經八百萬千萬年、全無缺陷、不必改正的最高貴、最優秀的曆法。[36]也有人在接受蘭學影響後批評來自中國的陰曆，如經濟思想家本多利明在《西域物語》中說：「欲究天地之理，窮數理推步之學，閱讀西域之書可近得其理。修支那大清以來天文書，推究立法術路之起源，自不得明。大明以前之書，多臆說杜撰不足取，唯西域之書，周覽彼大世界，究善美，難以一見。」本多利明進一步批判日本的現狀，「日本國務本末黑暗，對天文曆法一向不以為意，僅以支那山國風俗為是，未聞日本有將天文、地理、渡海之道此三類作為一理研究之人」[37]。可以說，從日本人使用自己編制的《貞享歷》開始，儘管它沒有擺脫農曆的窠臼，但徹底結束了「奉正朔」的歷史，完成了從曆法上的「脫亞」（脫華）過程，並開始反感「支那山國風俗」。1872年11月塚本明毅在改歷建議書中提出，「與各國結交以來，彼之制度文物可資補我治，而未採用者如太陽曆，各國普遍用之，獨我用太陰曆，豈不便耶，應速改曆法」。這裡的「各國」指的是歐美各國，對在曆法上惠及日本一千多年的中國完全忽略不計，對中華曆法影響的決絕與曆法「入歐」的孤注一擲可見一斑。

  辱華詞彙「豚尾」的誕生與擴散

  眾所周知，當年清朝政府強迫男人蓄辮髮，腦後長長的辮子被西洋人譏諷為「Pigtail」（意為「豬尾巴」）。而把「Pigtail」發展為漢字化表達的「豚尾」，正是由曾經頭頂丁髷，被西方人譏諷為「豚尾」的日本人完成的。本來，「豚尾漢之稱，非支那人專有」[38]，而當日本人在明治維新後推動以斷髮為先導的文明開化，迅速剪掉「丁髷」，自認為已經進入文明之域後，便開始詆毀中國人的形象，其主攻對象就是清人腦後的辮子。日本人利用中日之間相近的文化及文字的便利，用「豚尾」侮辱中國人，在給中國人造成嚴重生命、財產損失的同時，對中國人的精神傷害也遠在西方殖民主義者之上（相關內容請見本書第二章第三節，在此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