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遲來四十年的「更衣冠，易正朔」

  斷髮、易服、改歷，同樣的變革在中國均晚於日本40年左右時間。經過驚天動地的辛亥革命，用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後，才在1912年集中實施了一系列社會改革：1月2日，孫中山發表正式通電，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中國傳統的陰曆辛亥年為中華民國元年；3月5日，發布剪髮通令，令20日內一律剪辮；10月3日，制定「民國服制」，從此採用西式禮服，徹底終結了清朝官員的頂戴花翎。與明治初期的日本一樣，首先邁出這一步的也是政府而非個人。為何這一步遲來40年？從晚清走出國門的社會精英們的日本認識中，似可找出些許答案。

  歷史上長期的閉關鎖國，使中國人對西洋人的一切都深感怪異。僅從服裝上看，連思想開放的林則徐在甲午戰爭前夕到澳門巡視時，見到「渾身包裹緊密，短褐長腿」的西人著裝，也「惜夷服太覺不類」[11]，而這種「夷服」卻首先被日本人接受。1871年隨使臣乘船赴法國的譯員張德彝已經注意到「同船日人皆著洋服」[12]，雖然日本此時還沒有發布「更改服制敕諭」，但是民間的服裝變革已經悄然開始。不過，同文館出身的張德彝對日本的變化不以為然，且不願聽別人說自己國家的不是。如同船一名叫訥武英的洋人直言不諱地對張德彝說：「今日本國學習各國文武兵法，效驗極速。貴國亦宜有備，方可無虞。即以諸公所穿鞋底論之，足見其愚蠢不靈矣。」張則反唇相譏，「日本鞋底，前後實而中空，雖實不足四分之一。皆不如我國鞋底」[13]。1876年，任職寧波海關的李圭乘三菱公司的輪船赴美國參加世博會，途中在日本短暫停留。其筆下記載，日本「宮闕、衙署、武營、兵制半仿西式，職官、兵士、巡鋪及一應辦公之人，皆泰西裝束，聞其國君後、命婦亦然」。李圭一方面有感於日本「近年來崇尚西學，效用西法有益之舉，毅然而改者極多。故能強本弱干，雄視東海」，同時又「惜乎變朔望、易冠服諸端，未免不思之甚也」。[14]

  與同文館學生張德彝、民間人士李圭相比，清政府派遣的外交官對日本的認識更具代表性。1877年，清政府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到神戶時率隨員上岸，其長袍馬褂與辮子長垂，令「日人間有從西京大阪百十里來觀者。西人亦歡攜婦孺，途為之塞」。何如璋等人自信地認為這是「漢官威儀，見所未見」所致。[15]作為首任駐日公使，他在持國書見天皇時，「日主西服免冠，拱立典中」，「其禮簡略，與泰西同」[16]，親眼所見日本以天皇為代表的官方著裝、禮儀已西化，但何如璋在與日本人談及明治以來的改革時仍認為，「以亞細亞洲論，惟我國與貴國形勢最近，交亦倍親近，貴國政府改從西法，以求富強，亦是救時之策。惟改服制與歷朔，二者似為過計」。在朝廷命官何如璋的眼中，日本模仿西方實施的改革只是「救時之策」，非長久之計，改服制與改歷都不應肯定。「惟政治之大者，如禮樂文章之類，則有聖教可遵，千古不廢者也。」[17]使館的其他官員也持同樣觀點，更有副使張斯桂作詩《易服色》與《改正朔》，以刻薄的語言揶揄日本斷髮、易服與改歷。[18]

  相對於日本斷髮與易服，晚清國人對日本改歷的牴觸情緒似乎更大。1868年張德彝在《歐美環遊記》中還記載日本「奉正朔，與中歷合」。20年後，游日官員眼中所見「日本亦過西年」，「修竹矮松，千門一碧，稻草懸檐，白紙間之。牛車喧鼓，弦者戴筐，此年景也」[19]，儼然西曆已經普及。但此事並沒有促進官員們對中國改歷的思考。隨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任使館參贊的黃遵憲被譽為近代中國第一個對日本有真正了解的人，他於1877—1882年駐日，對西曆的使用有親身體驗，並且對西曆的歷史沿革及天文學理都有相當的了解，稱讚西曆「可謂精密至極」[20]，但在現實中仍對日本改歷持不讚賞的態度，認為這是「數典忘祖」的行為[21]。黃遵憲在日期間與日本友人談及改歷，友人認為改歷乃「維新第一美政」，黃則認為「似可不必」，並指出「中東兩國沿用夏正已二千餘年，未見其不便。且二國均為農國，而夏時實便於農，奪其所習而易之，無怪民間之囂然異論也」，並說「中國特不欲更改，並非無人及此」。[22]改歷的「第一美政」與「似可不必」兩種看法，恰恰反映出近代中日兩國面對西方文化挑戰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當時的中國不是無人懂得新曆，而是根本不想改，因為國人還拘泥於農業社會的傳統觀念不能自拔，只能眼看著日本人改革舊制，「奪其所習而易之」，快步進入近代化工業社會。中國近代最開明的思想家梁啓超的情況也曾與黃遵憲類似。在梁啓超1910年寫的「改用太陽曆法議」一文里，坦承對日本廢陰曆而用陽曆「昔嘗姍笑之」，認為「舉一國人數千年所安習者，一旦捨棄，而貿然以從人，毋乃太自輕而失為治之體乎？」[23]雖然梁啓超在寫「改用太陽曆法議」時已經完全轉變了當初的立場，呼籲改行公曆，但這種聲音顯然已經很晚。從根源上來說，國人對日本「改正朔」的否定態度里還有一層潛意識，即很難接受日本打破了農曆通行東亞的局面，進而對日本不再奉中國王朝為「正朔」，即脫離中華文明圈感到深深的失落。這與長期生活在「天朝大國」的國人對本國傳統的自負及對外部世界的陌生不無關係。

  有機會接近日本、了解日本的官員與精英們雖然目睹了日本的變化，但他們對日本的改革卻大體持排斥態度或抱有偏見，有的批評日本「效西如不及，當變而變，不當變亦變」[24]，有的戴著有色眼鏡，斥日本「極力效用西法，國日以貧，聚斂苛急，民復謳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澤矣」[25]，怎能指望他們回國後能夠向官方或政府提供關於日本改革的積極信息，以推動本國的改革事業呢？更遑論那些未出過國門且閉門塞聽的士大夫們了。作為洋務派首領的李鴻章認為中國文物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對日本已經發生的變化視而不見，尤其是在改變服裝問題上表露出無法掩飾的迂腐。1876年1月李鴻章會見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時曾就改變服裝問題進行爭論。李鴻章先是質問「貴國近來所舉之事殆皆可賞讚，然獨有一事不明，即貴國變易舊來之服制而模仿歐風之事是也」，接著以指教的口吻說：「衣服制度，乃是人們追憶祖先遺意之所在，在子孫者，宜當引為貴重，萬世保存」，進而責難「貴國一舍舊來服制以效歐俗，貴國獨立精神多少委諸歐人支配，閣下不以為恥乎」，並態度堅決地表示「我國絕不能如貴國一般行如此變革」。[26]李鴻章的態度實際上代表了清政府的態度，自己固守舊制，不思進取，反怪改革在先的日本「不以為恥」，這也就註定了晚清改革的結局。

  1894年3月，出使英、法、意、比大臣薛福成於巴黎為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作序，讚賞日本「迫於外患，廊然更張」「百務並修，氣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遺餘力」「富強之機轉移頗捷，循是不輟，當有可與西國爭衡之勢」，繼而筆鋒一轉，「其改正朔、易服色，不免為天下譏笑」。[27]三個月後，甲午戰爭爆發，近代中日兩國第一次正面軍事交鋒，中國慘敗。從夢中驚醒的中國人終於認識到「日本之強，則自變衣冠始」[28]，開始探討中國的改革之路。1898年，康有為上書「請斷髮易服改元折」，力陳斷髮易服的必要。[29]

  今則萬國交通，一切趨於尚同，而吾以一國衣服獨異，則情意不親，邦交不結矣。且今物質修明，尤尚機器，辮髮長重，行動搖舞，誤纏機器，可以立死，今為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辮髮與機器不相容也。且兵爭之世，執戈跨馬，辮尤不便，其勢不能不去之。歐美百數十年前，人皆辮髮也，至近數十年，機器日新，兵事日精，乃盡剪之，今既舉國皆兵，斷髮之俗，萬國同風矣。且垂辮既易污衣，而蓄髮尤增多垢，衣污則觀瞻不美，沐難則衛生非宜，梳刮則費時甚多，若在外國，為外人指笑，兒童牽弄，既緣國弱，尤遭戲侮，斥為豚尾，去之無損，留之反勞。

  

  康有為對清朝現有服飾與辮髮之弊的認識可謂十分到位，不幸的是變法失敗，由皇帝帶頭斷髮易服、開風氣之先的期待終成泡影。實際上，在清末的政治條件下，即使如李鴻章那樣的傾向洋務的人們也是以「中體西用」為對待西方事物的原則，即可以在「用」的方面引進西洋自然科學技術，卻萬不可觸動制度禮教之「體」，變法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慈禧太后早已定下了明確的「變法」基調：「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也。若師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30]像日本那樣「更衣冠，易正朔」是「得罪祖宗」的行為，是變法不可觸動的底線。因此，不論有識之士如何傾力呼籲，甚至民間已有順應潮流斷髮、易服、使用西曆的先行者，但直到清政府滅亡，始終沒有邁出國家與政府層面的改革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