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治初期日本生活方式的文明開化

  明治新政權建立後，把向西方國家學習，放棄舊俗，建立適應世界潮流的文明社會體系作為重要任務，當時稱生活方式的西化風潮為「文明開化」。衣食住行是生活方式的風向標，在文明開化過程中，變化最直接，效果也最明顯。

  「文明開化」首先從頭髮革命開始。幕府時代「丁髷頭」既不雅觀，打理上也很麻煩。幕末至明治初期，從海外歸國的留學生及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商人中已經有許多人率先剪掉頭頂的發髷（丁髷），留「散切頭」（將頭髮剪短並披散開）。與丁髷頭相比，散切頭簡便清潔經濟，深受年輕人歡迎。當時流行的歌謠「敲敲半發頭，發出因循姑息聲，敲敲總發頭，發出王政復古聲，敲敲散切頭，發出文明開化聲」，反映出剪掉丁髷與文明開化的關係。在斷髮已被不少人接受的條件下，明治新政府於1871年8月發布《散發脫刀令》，允許民眾剪去發髷，並有選擇髮型的自由。

  服裝革命緊隨其後。在傳統社會，日本人普遍穿傳統的纏裹式束帶和服，已經不適應近代工作、生活的需要。軍裝的變革在服裝革命中首當其衝。明治新政府於1870年12月22日發布太政官布告，模仿法國與英國軍服樣式制定陸海軍軍服（陸軍軍服於1886年改為德國式）。在軍裝之外，針對代表國家形象的禮服的改革，明治天皇於1871年9月發布《更改服制敕諭》。[1]

  朕以為，風俗之移轉，隨逐時宜，以國體之不抜而制其勢，今衣冠之制流於模仿唐制，成軟弱之風，朕不勝感慨。夫神州以武治世固來久矣，天子親為元帥，庶眾仰其風，如神武創業神功征韓，絕非今日之風姿。豈能片刻以軟弱示於天下耶。朕今斷然更服制，使風俗一新，欲立祖宗尚武之國體，望汝臣民體朕之意。

  此後，經過大約一年時間對歐美諸國禮服的一系列考察，1872年11月12日，明治政府發布第339號太政官布告：「定敕奏判官及非役有位大禮服並上下一般通常禮服，以從前之衣冠為祭服，直垂、狩衣、上下等全部廢除。」[2]此布告不僅確定了禮服的西化方針，標誌傳統和服結束了作為禮服的使命，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近七百年來在立場、觀念、習慣等各方面都形同水火的公卿貴族與藩主大名由穿著相同的禮服徹底告別了「公家」與「武家」的身份區別，成為「天皇的華族」的一員。

  改歷的實施晚於稍斷髮、易服。1872年11月9日，根據太政官權大外史兼內務省地誌課長的塚本明毅提出的改歷建議書，明治天皇發布《改歷詔書》，明治政府發布第337號太政官布告：廢太陰曆，頒行太陽曆，以即刻到來的12月3日作為明治六年（1873年）1月1日。一紙公文下的「粗暴的改歷」在24天時間裡匆匆完成，從7世紀初年就開始使用的陰曆頃刻間成為歷史，1872年成為日本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只有11個月的一年。

  衣冠、髮型、曆法是人類物質生活中涉及人群最廣的社會風俗，是在漫長歲月中形成的歷史現象，而且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和穩定性，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外力影響和衝擊很難發生變化。生活方式能否適時發生變化，關鍵在於人們的認識能否適應時代的變化，從而促進生活方式的改革。儘管近年來對「文明開化」中的全盤西化多有詬病，但對一些具體內容不能因其「西化」的標籤而不加分析，其中明治初期率先實施的斷髮、易服、改歷三項變革，在「西化」的背後，有著深刻的政治內涵。

  首先，斷髮、易服、改歷是事關國家發展的政治行為。明治初期的日本勁吹歐化風，在人們的衣食住行中也突然出現各種西化的「時髦」，吸捲菸、喝啤酒、吃西餐、坐洋車、住洋房……石井研堂在《明治事物起原》一書中列舉了大量衣食住行方面西式生活的「起源」，令人眼花繚亂。這些西化的新事物大多是民間追逐新潮而自發的流行，而像髮型、服飾、曆法之類承載著政治與傳統內涵的習俗卻不屬於「流行」的範圍，不可輕舉妄動。比如丁髷式髮型，「蓋戰國之餘習，而取便於胄耳」[3]，原本武士專有，到江戶時代發展成為成年男子的基本髮型。在衣冠服飾方面，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日本人非常注重其禮儀規範，德川幕府多次頒布《武家諸法度》，都有衣裝樣式、質料等規範，1861年（文久元年）幕府甚至發布《洋服禁止令》[4]。至於曆法，由於兼具政治統治及科技的意義，歷來屬於王朝的權力範圍。日本在美軍炮艦壓力下開港後，被迫與歐美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修改這些不平等條約，收回治外法權，是明治新政府成立後急於完成的重要任務。人們的髮型與服飾是一個國家精神面貌的直接外在表現，幕末和明治初期來到日本的外國人鄙視持「豚尾」式髮型的日本人，盛氣凌人，滋擾鬧事；赴歐美考察的岩倉使節團到美國後因其奇特的著裝而成為人們看熱鬧的對象；農曆在西方國家民眾看來是野蠻人的象徵，「當時外交漸盛，與諸國往復交涉頗為頻繁，其公務與休假之日彼我不一，則諸般談判往往澀滯」[5]。面對本國與歐美列強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反差，明治政府的成員感到深深的危機，在認識到「歐美各國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經濟、經營等皆在我東洋之上」的現實後，選擇了「把開化之風移入日本，使國民迅速進入與歐美同等水平的開化之域」[6]，為「洗除弊患」，不至「使國家民人沉淪於不利不幸之境遇」[7]，制定了向西方看齊，實施文明開化的方針。「使國民迅速進入與歐美同等水平的開化之域」，首先要從改變形象開始。在1871年7月新政府宣布「廢藩置縣」，實現政局穩定後，開始著手實施一系列對舊風俗的改革，首先就是改變髮型、服裝這樣的直接代表國民形象的外在打扮，及影響與西方國家交往的曆法。而這些風俗習慣根深蒂固，僅靠民眾的自覺不可能完成，只能通過頒布敕令及政府文告等形式推動實施，使這些改革成為國家與政府行為，其意義遠超風俗時尚中的「流行」而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

  其次，改革意識的形成源於正視落後西方的現實。在傳統農業社會，人們對千百年來的農曆、和服及丁髷頭習以為常。當幕府後期西方文化傳入日本後，迫使日本人重新審視自己生活方式中存在的問題。從髮型來說，傳統的丁髷頭不僅讓來到日本的外國人感到既奇怪又醜陋，而且幕末公派或偷渡到歐洲國家的人也親身感受到因這種髮型受到西方人嘲諷的屈辱，並把西方人稱丁髷為「豚尾」的信息傳達給國人。[8]在國內，開始接受西式軍事訓練的官軍和一些藩兵穿著新式軍服，卻頭頂丁髷，滿是滑稽和不協調感。這些都表明，傳統的丁髷頭已經不適應新的社會生活的需要。從服裝來說，日本人的纏裹式束帶和服衣寬衫長袖肥，是農耕社會悠閒舒緩生活方式的寫照。在被迫開國以後，對比西方人簡捷靈活的服裝，日本人感受到和服「寬快但不輕便，適於怠慢而不適於勤勞」[9]，在進行軍事訓練時，拖沓繁縟、活動性差的和服完全不適合西式兵器的使用。1867年初，由於「使用甲冑時代的服裝難以運動周旋」，幕府終於下令「改換身體輕便之戎服」以適應戰事需要[10]，這些都為明治初年的服裝改革奠定了基礎。從曆法來說，日本在一千多年時間裡一直使用中國的陰陽曆，直到1685年才使用自己編制的《貞享歷》，但仍然沒有擺脫中國曆法的影響。幕末開國以後，很多歐美國家的軍人、商人湧入日本，在與這些外國人的外交交涉及通商過程中，與陽曆存在一個月至一個半月時間偏差的陰曆讓人們深感不便。此前長期使用的與農曆相應的計時法也帶來人們時間意識的淡漠。在與西方人的接觸中，一些銳意改革的有識之士已經形成棄農曆、改西曆的認識。由此觀之，這些改革並非出於趕時髦，而是改變落後面貌的現實需要。

  最後，自上而下的行動促進了改革。生活方式的變革事關千家萬戶乃至國民每個人，其成功的關鍵在於政府的決心及社會精英的帶頭作用。1873年3月，22歲的明治天皇剪掉發髷，東京的《新聞雜誌》專門對此進行了報導。此舉在政府頒布《斷髮脫刀令》後民眾並未積極配合的情況下，有力促進了「頭髮革命」。自幕末以來有過海外經歷（不論是官方派遣的還是偷渡出國的）的政府官員、知識分子或積極宣傳，或身體力行，其作用也不可忽視。如西周、津田真道、伊藤博文、井上馨、森有禮等人都曾到海外留學或考察，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明治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是斷髮、易服的先行者與倡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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