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學與不學——賢妻良母與良妻賢母的差異

  從日本良妻賢母思想的形成過程可以看出，近代以來，日本人非常重視妻子作為丈夫的內助和母親教育孩子所應具備的賢良，有知識、有文化，始終是近代日本婦女的「賢」與「良」的主要標準之一。占全人口半數的婦女在知識、教養水平提高以後，作為子女的第一任教師，對子女的教育和整個國民素質的提高都有著積極的作用，日本婦女因此而享有「教育媽媽」的美稱，這對近代日本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是難以估量的。筆者多次赴日考察，不論是在繁華的東京，還是在偏僻的北海道鄉間，都曾目睹不少溫文爾雅、知書達禮的耄耋老嫗，她們是近代日本女子教育之發達的最好見證。

  中國古代自孔子的「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儒家女性觀提出後，男尊女卑思想便滲透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僅成為封建社會對女性的最高要求和評判尺度，也成為女性的行為規範和自我完善的標準，女子教育歷來不受重視。女性作為妻子與母親，不論多麼「賢」與「良」，都與「學」無緣。封建禮教要求女子深居閨閣，足不出戶，她們最重要的本分是服從，根本沒有學習知識的必要，「女子無才便是德」「婦人識字多誨淫」一直是封建社會評價女性的道德標準。在傳統的價值觀念中，女德遠遠重於女才。輿論上褒獎的只是恪守婦道、視貞潔如生命的良家婦女，至於有沒有才並不重要。也有主張婦女識字的，不過要有限度。如《溫氏母訓》中就講：「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有損也。」再加上纏足惡俗的摧殘，婦女幾乎成為半殘廢，連家門都不易跨越，何以邁向學堂？於是，在舊中國，絕大多數勞動婦女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19世紀末期，有人這樣形容女子無學的現狀：「婦女不得入學，以無才為福也，習以不教，不識文字，稍弄筆墨，塗丹黃，填韻語，則號為閨秀矣。」[9]這種情況造成了中國女子教育事業的落後。如果與日本相比，存在以下三方面差距。

  首先，中國近代女子教育起步甚遲。19世紀70至80年代，當中村正直、森有禮等啟蒙思想家在日本提出「造就善良的母親，要在教女子」，「國家富強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的時候，中國僅有少量的西方傳教士創建的女子學校。不僅沒有自己的女子學校，就連提倡女子教育的人也幾乎不存在。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使以康有為、譚嗣同和梁啓超等人為代表的新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認識到「欲強國必由學校」，「西方全盛之國，莫若美；東方新興之國，莫日本若」，之所以如此，因美國是「女學最盛者」，而日本是「女學次盛者」。[10]這些維新志士感悟到中國積弱之本是「自婦人不學始」。於是，在維新運動推動下，19世紀末期，中國出現了由中國人自己創辦女學的熱潮，陸續出現了一些民辦和私立的女子教育機構。而此時，日本文部省已發布《高等女學校令》，確定了良妻賢母的女子教育理念，開始發展中等女子教育了。可見，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的起步要比日本晚20多年。

  其次，官辦女學的創立更遲。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事業之所以能較快發展，主要是得益於政府的大力推動。早在中村正直、森有禮等人提出良妻賢母主義的教育思想之前，明治政府就已經注意到女子教育問題。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津田梅子、永井繁子等五名少女隨岩倉使節團同時赴美國留學。並通過法律、政令敦促各級政府辦學和女子入學。這無疑為女子教育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保障。而梁啓超等資產階級改良派提出的振興中國女子教育的主張儘管已經比日本遲了20多年，卻沒有得到頑固、守舊的清政府的支持。19世紀末期出現了創辦女學的熱潮，但僅僅是民間和個人的行為。由於維新變法運動的失敗，維新志士們創辦女學的理想嚴重受挫。在清政府於1903年頒布的「新學制」中，並沒有承認和確定女子教育的地位。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清政府設立學部，仍將女學歸入家庭教育法，即女子教育仍屬於家庭教育的範疇。直到1906年，迫於高漲的反帝、反封建運動的壓力，清政府才不得不開始將女學列入學部職掌。1907年，始擬定《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師範學堂章程》。據此，女學堂和女師範學堂才開始在各地設立，女子教育從此才在中國教育系統中有了位置。而就在同一年，日本女子小學入學率已經達到96.1%，與此同時，高等女學校也有了較大發展。到1910年（明治43年），全國已有高等女學校193所，學生56239人。[11]故若論官辦女學的創辦，中國至少要比日本遲30多年。

  最後，中日近代女子教育的不同結局。明治維新後，日本從官到民都重視女子教育，因此，近代女子教育的發展頗有動力。在中國官辦女學剛剛起步的時候，日本就已經普及了女子六年制義務教育。日本女子教育的盛況如清末留日學生王桐齡所言：「女子教育機關相當發達，自國立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私立之女子大學以外，特殊之女子職業學校甚多，女子之不受教育者居最少數，體力腦力當然相當發達。」[12]相比之下，中國的女子教育情況與日本形成巨大反差。根據教育部頒布的1915—1916的教育統計，當時全國的小學、中學及其師範學校的女子學生總數僅有180940人，不足當時女性人口的0.1%。[13]時人對此頗為感嘆：「女子教育無可言矣，若大學校、專門學校，女子竟無一校無一人，不更可羞耶？」[14]另據中華教育改進社1922—1923年的調查，在全國1181個縣中，仍有423個縣沒有女子初等小學，1161個縣沒有女子高等小學。[15]總之，由於帝國主義的掠奪和長期的戰亂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使教育事業受到嚴重製約，民眾（尤其是廣大農民）生活的極端貧困，千百年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的影響等諸多因素造成舊中國女子教育事業裹步不前。絕大多數勞動婦女長期處於「無學」狀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我國女童的入學率不足15%。[16]而日本在頒布《學制》的翌年即1873年就已經達到了這個水平（15.4%）。[17]因此，從女子教育的普及情況來看，舊中國要比日本落後將近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