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賢妻良母——日本良妻賢母觀對中國的「逆輸入」

  在以男性為中心的中國封建社會，女性的身份只是在家庭：未嫁為女，既嫁為妻，生子為母。男人社會希望女性成為好妻子與好母親，故對妻職與母職的要求及規範也隨之產生。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有了「賢母」「良妻」等概念，比如：

  《戰國策·趙策》：「故從母言之，之為賢母也。」

  《史記·魏世家》：「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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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後，在中國史籍中，常有賢母、良妻、賢內助、賢婦人之類的稱呼出現。做一個賢妻與良母成為女性最高的人生價值，她們會因此受到男權社會的稱頌，會被記載在男人專權的典籍中。

  儘管中國早就有「賢妻」「良母」，或曰「良妻」「賢母」之類的提法，但是，什麼樣的母親為賢母？什麼樣的妻子是良妻？在中國史籍中卻很難找到明確的答案。從先秦時期就已出現的三從四德的規範，到歷代女教書連篇累牘的倡導，女子的良與賢的標準，似乎用兩個字便可概括：服從。這是因為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由於夫妻關係的主從性質的存在，妻子的本分與職責就是為滿足丈夫的需要而存在的，人們要求婦女的只有順從與馴服。也許可以用曹禺的名作《雷雨》中家長周朴園對妻子繁漪的態度來說明：周令繁漪吃藥，繁漪表示不想吃，周說：「就是自己不保重身體，也應當替孩子做個服從的榜樣。」「服從的榜樣」，就是封建禮教對賢妻與良母最重要，也是最具體的要求與認定，做到這一點就足夠了，而沒有必要對妻職與母職的作用及重要性進行理性的思考，所以賢妻與良母也只能是模模糊糊的概念。誠如《中國婦女生活史》的作者陳東原所說的那樣，從前只有「慈母」，哪有「賢母」？有一二賢母，如歐母陶母之類，那也是入聖超凡一般，非一般婦女所可望其項背，試問不學無識的女子，怎麼能畫荻，怎麼能和丸？從前「良妻」的含義，哪有後世「良妻」的含義豐富？中國從前婦女的標準，只有她做一個馴服的好媳婦，並不想要她做一個知情識義的賢妻！[1]

  正因為中國早就有「賢妻」「良母」，或曰「良妻」「賢母」之類的提法，使許多中國人認為「賢妻良母」是中國古來就有的儒家女性觀，這不過是一種誤解。把「賢妻」與「良母」聯繫起來，形成「賢妻良母」這一特定概念實際上要比人們的想像晚得多，是近代以後的事情。在中國的《辭海》《中國成語大辭典》等辭書中均沒有「賢妻良母」這一詞條，便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賢妻良母」並非古而有之的概念。對於深受「女子無才便是德」觀念影響的中國人來說，或許很難想到，「賢妻良母」是首先由日本人作為女子教育理念提出來，並由日本「逆輸入」到中國的。

  在封建時代的日本，日本人雖接受了中國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而女子教育卻在一定程度受到提倡。至幕末，已有15%的女子能識字，這為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明治維新後，由於文明開化運動的影響和西方文化的傳入，人們認識到進行女子教育、提高母親素質的重要性。1872年，在文部省發布《學制》時，把「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作為目標，要求「洗從來女子不學之弊」「女子要與男子一樣接受教育」。啟蒙思想家批判儒家女子道德，把與男子具有同等權利、在教育子女方面頗有見識的西歐婦女作為理想的母親的形象，提出造就在人格上與丈夫平等、具備足夠的教育子女的教養與知性的母親是社會的重要任務。1875年，啟蒙思想家中村正直在《明六雜誌》上發表了題為《造就善良的母親說》的文章，指出「只有絕好的母親，才有絕好的子女」「造就善良的母親要在教女子」。後來，另一位啟蒙思想家、文部大臣森有禮進一步強調：「女子教育的重點在於培養女子為人之良妻，為人之賢母，管理家庭，薰陶子女所必需的氣質才能。國家富強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發達與否與國家安危有著直接關係。」[2]這裡，森有禮直接借用了中國古典中「良妻」「賢母」的概念，卻賦予它們全新的內涵，並把中村正直的「造就善良的母親說」發展為培養「良妻」和「賢母」。中村正直的「造就善良的母親說」和森有禮的培養「良妻」「賢母」的女子教育觀是近代日本新的女性觀——良妻賢母論的起源。到19世紀末期，隨著女子小學入學率的提高，日本政府又開始發展中等女子教育。1899年（明治32年）2月，日本政府頒布了《高等女學校令》。在戰前日本社會，女子一般都在十六七歲結婚。對大多數女子說來，高等女學校（相當於現在的初中）實際上是最終教育機關。當時的文部大臣樺山資紀是這樣解釋發展中等女子教育之目的的：「只以男子的教育是不能達到健全的中流社會的，要有善理其家的賢母良妻，才能增進社會的福利。……高等女學校的教育在於培養學生於他日嫁到中流以上家庭後成為賢母良妻的素養。故在涵養優美高尚的風氣和溫良貞淑的資性的同時，要知得中流以上生活之必需的學術技藝。」[3]繼任的文部大臣菊池大麓也將推進女子中等教育作為重要任務。1902年（明治35年）菊池大麓在高等女學校校長會議上發表演說時更明確地指出：「良妻賢母是女子的天職」「高等女學校是為了實現這種天職而進行必要的中流以上的女子教育機關。」[4]樺山資紀和菊池大麓兩位文部大臣的公開講話將高等女學校的辦學思想和教育目標說得再明確不過：僅僅有男子是不能實現國家的發展的（即達到所謂「中流社會」），必須培養與之相匹配的良妻賢母。《高等女學校令》的頒布，標誌著培養「良妻賢母」已經成為國家公認的女子教育理念。儘管此時的「良妻賢母主義」思想已經染上了濃厚的儒教的、國家主義的色彩，但是從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以圖國家的富強的角度強調發展女子教育，是近代日本女性觀的重大變化，「良妻賢母主義」也因此成為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代名詞。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僅僅幾十年時間就迅速發展成為東方強國，過去曾受中國文化薰陶的東隅小國突然間令中國人刮目相看。一些有識之士便開始學習日本，並通過日本學習西方。自19世紀後期起，形成了中國人赴日考察、留學的熱潮。據說僅在下田歌子創辦的以培養良妻賢母為宗旨的實踐女學校，從1901年開始的十四年間就接收了包括秋瑾在內的二百數十名中國女留學生。[5]故「良妻賢母」或「賢母良妻」這一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的提法很快傳入中國。據調查，1904年《女子世界》第4期刊載的丁初我的《女子家庭革命說》與該雜誌同年第12期刊載的蘇英在蘇蘇女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說，以及1905年《順天時報》刊登的《論女子教育為興國之本》一文中，都使用了賢母良妻一詞。[6]這當是中國最早使用這一概念的文字資料。

  資料記載表明，中國開始使用「賢妻良母」或「良妻賢母」的口號，是與日本的影響分不開的。20世紀初就有人指出，「賢母良妻之主義自日本傳染而來」[7]，1917年《新青年》上發表高素素的署名文章《女子問題之大解決》，其中提到，「良妻賢母之說，盛唱於日本，吾國近日亦稍稍有其趨勢」[8]。魯迅在1925年所做的《墳·寡婦主義》一文中也曾談到賢妻良母主義與日本的淵源：

  他（指時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的范源廉——作者注）當前清光緒末年，首先發明了「速成師範」。一門學術而可以速成，迂執的先生們也許要覺得離奇罷；殊不知那時中國正鬧著「教育荒」，所以這正是一宗急賑的款子。半年以後，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師資就不在少數了，還帶著教育上的各種主義，如軍國主義，尊王攘夷主義之類。在女子教育，則那時候最時行，常常聽到嚷著的，是賢母良妻主義。

  中國賢妻良母觀念的產生是一個文化「逆輸入」的過程：中國儒家規範婦女的「良妻」「賢母」概念在對日本產生影響之後，在新的社會條件下被上升為具有理性思考的「主義」，成為近代社會的婦女規範，然後又在近代以來學習日本的潮流中影響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