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賢妻良母與良妻賢母的不同命運

  中日兩國近代社會的不同性質給兩國婦女帶來了不同的命運，必然對良妻賢母觀產生不同的影響。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經過一系列改革，迅速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命運，並躋身於資本主義強國之列。近代國家要求的女性形象已經不僅是恪守婦德、踐行女教的好妻子、好母親，其是否「良」與「賢」，還有一個重要標準，就是是否有知識、有文化，是否有作為近代國家國民的自覺。雖然良妻賢母論的提出是以家庭的存在為前提的，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婦女的「職業」僅僅是料理家務，生兒育女而已，但是，這些都被與國家的利益聯繫起來。近代著名教育學家成瀨仁藏（日本女子大學的創始人）曾提出要把「作為人的教育」「作為女人的教育」「作為國民的教育」作為女子教育的目標，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社會的人、作為一個盡職的女人、作為一個近代國家的國民，這三者是良妻賢母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可以說日本的賢妻良母論具有強烈的資本主義色彩。因而在整個日本近代史上，不僅有一批有志於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包括女教育家），而且有較為系統的女子教育理論，使女子教育能夠快速普及。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已經淪為半殖民、半封建國家。甲午戰爭之後，更是面臨著亡國的危險。當日本的良妻賢母論傳入中國的時候，反帝、反封建是中國社會的主要任務。維新派奮起救國，深感力量單薄，於是想到發動占人口一半的婦女參加挽救民族危亡的鬥爭。他們以不纏足和興女學為出發點，爭取婦女在身體和精神上的解放。可見，倡辦女學，培養賢妻良母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救亡圖存，此時人們對婦女解放的熱情實際上遠遠超過了女子教育。對於長期受壓迫的女性來說，爭取個人的生存權利，爭取與男性平等的地位要比做一個賢妻良母更為迫切和重要。於是在中國近代史上出現了像秋瑾那樣的反封建的進步女士，當她走上革命道路之日，便不能不放棄做賢妻良母而拋夫棄子離家而去。1904年，秋瑾到日本留學，在下田歌子（1854—1936）創辦的實踐女學校就讀。但是下田歌子培養良妻賢母的辦學宗旨與秋瑾所追求的精神和理想格格不入，使秋瑾十分失望，一年之後，她就離開了實踐女學校。秋瑾的經歷很能說明當時的人們對賢妻良母的看法。在秋瑾身上，人們已經看到了追求解放的女性與賢妻良母的對立。在秋瑾同時或稍後，一批生長在較為開明的上層社會家庭或知識家庭的女性，也不約而同地鄙視並拒絕賢妻良母的角色，進入到要求婦女解放和女子參政的隊伍中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同樣湧現出許許多多女革命家，論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女教育家。為了婦女解放和挽救民族危亡，這些本來有可能是賢妻良母的出色女性放棄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至於廣大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無法入學學習的勞動婦女，知識和學問根本無從談起，因此很難成為有知識的賢妻良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狀況使廣大婦女不可能像日本婦女那樣在和平的環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識的薰陶，國尚且難保，談何有家？談何有教育的發展？於是，被壓迫與被奴役的社會現實一方面造就出遠遠多於日本的女革命家，另一方面卻很少培養出有知識的妻子與母親。久而久之，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就形成這樣的心理定式：第一，賢妻良母與受教育、有知識並無直接聯繫；第二，賢妻良母與事業型女性是對立的，一個女人，要麼離開家庭搞事業，要麼守在家裡做賢妻良母，二者難以兩全。如著名文學家老舍先生在1936年寫的《婆婆話》一文中談娶妻標準時寫道：

  一個會操持家務的太太實在是必要的。假如說吧，你娶了一位哲學博士，長得也頂美，可是一進廚房便覺噁心，夜裡和你討論康德的哲學，力主生育節制，即使有了小孩也不會抱著，你怎辦？聽我的話，要娶，就娶個能作賢妻良母的。儘管大家高喊打倒賢妻良母主義，你的快樂你知道。這並不完全是自私，因為一位不希望作賢妻良母的滿可以不嫁而專為社會服務呀。

  假如一位反抗賢妻良母的而又偏偏去嫁人，嫁了人又連自己的襪子都不會或不肯洗，那才是自私呢。不想結婚，好，什麼主義也可以喊；既要結婚，須承認這是個實際問題，不必弄玄虛。[18]

  老舍的一席話實際上反映出人們不能把賢妻良母與有知識統一起來，雖然已事隔半個多世紀，今天看來這番話仍然有一定代表性。

  基於上述原因，日本的「良妻賢母」論與中國的「賢妻良母」論在兩國社會和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在日本，「良妻賢母主義」雖然在明治後期一度受到社會主義者的批判，但是，由於這種教育思想與戰前日本家族國家觀的意識形態非常吻合，所以不僅作為國家公認的女子教育理念而存在，而且一直是女性的行為規範和戰前日本女性觀的主流，可以說「良妻賢母主義」在日本是深入人心的。中國則不同，在20世紀初期自「良妻賢母」的口號出現後，並沒有出現像日本那樣的推動女子教育迅速發展的盛況，而是很快成為人們批判的對象。1909年2月，陳以益在《女報》第2期上發表《男尊女卑與賢母良妻》的文章，指出「賢妻良母主義，非與男尊女卑之謬說二而一，一而二者乎」，「今之賢母良妻，猶識字之婢女，而其子其夫猶主人。賢母良妻之教育，猶教婢女以識字耳，雖有若干之學問，盡為男子所用」。作者呼籲婦女「勿以賢妻良母為主義，當以女英雄豪傑為目的」。[19]在新文化運動中，一大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猛烈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和傳統道德，他們尤其關注婦女問題，對賢妻良母觀念提出否定。有人撰文指出，「賢妻良母」的教育方針「不過造成一多知識之順婢良仆，供男子之驅策耳」[20]，「如忠臣孝子賢妻良母之規範，為新教育所不容」[21]。1918年，胡適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發表題為「美國的婦人」的演講，其中指出：「我是堂堂的一個人，有許多該盡的責任，有許多可做的事業，何必定須做人家的良妻賢母才算盡我的天職，才算做我的事業呢？」胡適提出了「超賢妻良母主義的人生觀」，也就是「自立」的觀念。「自立」的意義，就是「要發展個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賴別人，自己能獨立生活，自己能替社會做事」[22]。也有人指出「中國辦女學的人到現在卻開口還只是談良妻賢母主義，並不願意女子做獨立的人，這種奴隸教育有什麼用處呢？所以中國女子精神上最重要的解放就是打破良妻賢母的教育，而換以一種『人』的教育，女子知道自己是『人』，才能自己去解放！」[23]在抗日戰爭時期，針對社會上出現的主張婦女回家的「新賢妻良母主義」，各界對賢妻良母論的批判又一次達到了高潮。當時任中共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也親自撰寫了題為「論賢妻良母與母職」的文章，指出「賢妻良母」是「專門限於男權社會用以束縛婦女的桎梏，其實際也的確是舊社會男性的片面要求」。[24]於是，在中國，自賢妻良母的口號出現以後，大部分時間是作為男尊女卑的產物和歧視婦女的陳腐觀念而被人們批判和唾棄的，以至於「賢妻良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胸無大志、碌碌無為女性的代名詞。尤其是在今天，「賢妻良母」未必是對女人的恭維，相反卻有著強烈的譏諷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