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的人皆有姓與日本的國民皆姓

  中國有這樣一則謎語：有一樣東西，它屬於你，但總是被別人使用，這個東西是什麼？答案是：你的姓名。姓名讓別人使用，決定了它是個人與社會發生聯繫的紐帶，是個人在社會上存在的一種形式。正因姓名與人類的社會活動息息相關，所以不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的歷史上，姓名都曾經有過強烈的政治功能與社會功能。所不同的是這個功能存在的時間有長有短。

  中國的姓氏有著悠久的歷史。當原始時代的群婚制發展到以血緣關係為標誌的族外婚制時，便有了辨別人們之間有無直接血緣關係的必要，於是，產生了作為識別血緣關係的稱號——姓。由於母系社會以女性為本位，所以中國最古老的一批姓如「姬」「姚」「姜」「嬴」「好」「姒」「妊」等均帶女字偏旁。可見，中國姓的產生從一開始就是部族血緣的標誌，只具有區別血緣關係的生物性功能。後來，隨著子孫繁衍以及遷徙、逃亡等原因，便從部族中分櫱出一些支系來，這些支系的名稱就是「氏」。在氏產生的過程中，男子在生活中漸居主導地位，世系也開始以父系血統來計算，所以，氏是隨著父權制的形成而產生的。氏自產生起就被賦予政治功能，「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1]。據《左傳》記載，魯隱公八年（公元前715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即周天子為恩澤功臣，嘉勵百官，分封有功德的人，根據出生即血緣關係賜以姓稱，再根據其封土賜以氏稱，貴族們依據國名、住所、地名、封土、官職、爵位、諡號等而得到氏的稱呼，故只有貴族才能有氏。由於「賜姓命氏」制度的存在，周代是中國姓氏的大發展時期。此時產生的氏名，是中國姓氏的重要來源之一。

  周代的分封體制及以氏別貴賤的做法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在社會大變革的春秋時期，由於分封制瓦解，以嫡長子繼承為基礎的世卿世祿制逐漸被廢除，使氏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在動亂的社會中，湧現出一大批恃才能而崛起的新貴族，原本無氏的平民也趁著混亂為自己立了氏名，以前的氏已經無法繼續表示人們的社會地位，故不論是姓還是氏，除了用作家族的標記，別貴賤的功能日趨萎縮，姓與氏合一成為一種必然趨勢。到戰國末期，「秦滅六國，子孫皆為庶民，或以國為姓，或以姓為氏，或以氏為氏」[2]，加速了姓氏合一的進程，春秋以前泛指各貴族家庭的「百姓」一詞，到了戰國時期就開始指平民了。再到司馬遷著《史記》時，姓與氏已成為一體，所以有「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為一」[3]的說法。姓氏合一結束了它所背負的政治使命，從而取消了貴族壟斷姓氏的特權。從此以後，從皇帝到百姓，人皆有姓，生而俱之，富貴貧賤，概莫能非。姓本身基本上反映不出人們的高低貴賤，如唐朝「李」為國姓，宋是趙家天下，但並不意味著所有姓李和姓趙的人都是貴族。這是中國姓氏發展史上的一個根本變化。

  

  姓氏合一之後，發展得極為迅速，而且很快便穩定下來。可以說，中國姓氏的格局在漢代就固定下來，宋人編纂的《百家姓》集姓五百多個，其中絕大多數在漢以前就開始使用。姓氏合一至今已經有兩千年，即使隨著朝代的更迭，民族的融合，有的姓氏消亡了，有的姓氏產生了，但總的來說，中國的姓氏基本上不曾發生大起大落的變化。漢代以後產生不少新的姓氏，一般都沒有繁衍成為大姓。也就是說，在今天中國大地上流行的大部分姓氏至遲到秦漢時代就已經產生。

  與中國姓氏的產生是姓在先，氏在後這一點不同的是，日本是氏在先，姓在後。氏是自古代國家形成至大化改新前日本社會的基本單位，它藉助於原始氏族組織的形式，按其居住地、職業、官職而稱呼，如葛城氏、平群氏（氏於居）；車持氏、鞍作氏（氏於職）；物部氏、中臣氏（氏於官）。大和朝廷為了維護統治秩序，分別給貴族頒賜「臣」「連」「造」「君」「直」「史」等數十種「姓」，這些姓是根據各個氏的出身世系、與朝廷關係的親疏而決定的，用以區分氏的地位尊卑、等級高低。可見，日本古代雖然使用「姓」這一漢字，功能卻不在於區分血緣。大化改新後，賜姓制度也延續了一段時間，但是由於實施了官位制，表示身份地位的「姓」逐漸失去了意義，再加上皇室地位的衰落，到9世紀便不了了之。從此，在貴族社會只稱氏而不再稱姓。這一過程與中國的姓氏合一的過程很有些類似，只不過這一過程發生很晚，而且僅限於貴族社會，因而沒有帶來像中國那樣的姓氏合一後人皆有姓的結果。至於部民、奴隸，不僅沒有姓，也沒有稱氏的權利，只能按照隸屬關係使用主人的氏名，如蘇我氏的部民可以稱「蘇我部某」。大化改新後，他們都成為律令國家的公民，在國家製作戶籍時，他們或使用原來主人的氏名，或改用新的氏名進行戶籍登錄。故直到奈良時代，不論貴族抑或平民，都只使用氏的稱呼，說明此時家族尚未成為獨立的社會基本單位。

  一方面，從平安時代開始，日本姓氏史上開始出現新的稱呼——苗字（也稱名字，人們以草木的苗來象徵一個家族集團，子孫後代猶如苗的分櫱，因此也稱為「苗裔」）。這是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氏分裂成若干家族，這些家族便以其職業或居住地相稱，如貴族菅原氏本屬於製造陶器的土師氏，因後來移居大和國菅原伏見邑而改稱菅原氏。另一方面，隨著土地公有制的瓦解，許多貴族及農民通過各種手段獲取了私有土地，便以自己的名字為土地命名，以證明其私有，久而久之，該土地的名稱便成了其所有者的「苗字」。進入幕府時代以後，隨著武士的分封和移居，苗字在武家社會有了很大發展，並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以至到身份、等級制度極其嚴格的江戶時代，成為貴族和武士所享有的特權。當時，農民、町人等庶民階層不僅在職業、婚姻、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受到嚴格限制，而且按照德川幕府於1801年（享和元年）頒布的《苗字帶刀禁令》，不得稱姓及佩刀。於是，是否擁有姓氏就成了區別武士與其他身份者的顯著標誌之一。江戶時代後期，為了表彰一些忠於職守的町村官吏和對反抗幕府的人揭發、告密者及有孝行、捐款等突出表現者，領主們也特許這部分人擁有「苗字」，除此之外，絕大多數平民百姓都使用「權兵衛」「勘五郎」「左衛門」之類沒有姓氏的稱呼。對他們來說，苗字永遠是高不可攀的榮譽。據調查，明治初年，擁有苗字的戶只占全國總戶數的6%。[4]

  明治維新後，新政府為了貫徹「四民平等」的方針，同時出於徵兵、徵稅、製作戶籍的需要，於1870年頒布了《平民苗字容許令》，允許平民使用姓氏。但是已經習慣了有名無姓生活的庶民對此事並不熱心，致使在這項法令頒布後的數年內，創立姓氏的工作進展緩慢。於是，新政府不得不在1875年再發《平民苗字必稱令》，要求全體國民必須擁有自己的姓氏，要把以姓氏作為公稱當作國民的義務和建設近代國家的責任。這項帶有強制性的法令的頒布，使諸多沒有文化的平民百姓誠惶誠恐，不知所措。於是，不得不委託地方政府的官員、村裡有文化的人、寺廟裡的和尚為自己命名。一時間，因居住地、職業及各種事由而產生的姓氏鋪天蓋地。當時的情景，民俗學家柳田國男在《名字的話題》一文中有所描寫[5]：明治初年，姓名解禁，必須在戶籍上登錄姓氏之時，各村的役場（村公所——本文作者注）皆大騷動。數百戶無家號的人到底用何姓氏？家道中落的老戶或本家明確者還可以提出使用什么姓氏，沒有麻煩，而祖上代代都是小百姓者皆不知所措。許多人使用了過去主人家的姓，有的聽說鄰村有什么姓，只要人家沒有異議就作為自己的姓。如果這兩種情況都做不到，就由役場的官員給起一個姓氏。家門前有松樹的就叫松下，住在山的入口處，就叫山口。其中也有的村官惡作劇，因此伊豫海岸一些漁村家家都以各種魚類的名字當姓，鄰村則都使用各種蔬菜的名字。當時這種事例很多。

  《平民苗字必稱令》頒布以後，日本的姓氏進入大發展時期，其突出特點是沒有任何限制，具有很大隨意性，上至日月星辰，下至花鳥蟲魚、動物茶菜，從職業、住所到自然現象，造成日本的姓氏數量之多在世界上遙遙領先。可以說日本人的絕大多數姓氏都是在當時產生的。這就是日本為何人少姓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歷史上姓氏的變化經歷了貴族有氏有姓—苗字成為貴族武士的特權—通過法律強制而實現國民皆姓這一複雜的過程。可見，在日本歷史的大多數時間內，姓氏並非是作為家族、血緣、世系的標誌，而主要與人們的身份地位聯繫在一起，因此只屬於少部分人。近代以後，平民百姓才有使用姓氏的權利，故國民皆姓也是明治維新的成果之一，姓氏從此被剔去政治功能，只作為人在社會生活中的符號而走進千家萬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