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子多福與「一姬兩太郎」

  由於家是傳宗接代、延續生命的功能單位，離開血緣關係，家就不再存在，所以，在中國人的家族生活中，生殖繁衍，即被稱作血統的悠久而無形的生命範圍的延長與擴大，是家庭最基本的價值，生育行為也因此被倫理化、道德化。人們視生育後代為一個人對祖先應盡的義務和責任，男人沒有盡到這種義務與責任，便自覺有愧於祖宗，無地自容。女人在家中的地位也因其生育能力而定，未生子是丈夫拋棄妻子的合法理由。因此，中國人在生育觀上，有兩個偏好。一是偏好男性。民間有「無子不成家」「有子萬事足」的說法，認為只有男子才能頂立門戶，延續血脈。生了男孩歡天喜地，生了女孩愁眉苦臉。一個男人，如果沒有男性後代，即使他的同輩兄弟已經有了男孩子，對於家族來說，祖先血脈已有人繼承，但是他還是終日寢食不安。因為他認為自己的血脈無人繼承，所以最終會從同宗兄弟那兒過繼一個養子來。由此不僅說明中國人對於傳宗接代主要考慮的是自己的血脈、香火是否能夠延續，考慮的是個人而不是家族，而且反映出「房」在中國的家中的地位。第二個偏好是多子，因為構成家的血緣繩股的粗細（即男子的多少或曰「房」的多少）被視為家業興旺與否的標誌，所以人們夢寐以求的便是子孫滿堂、人丁興旺。中國人崇尚「多子多福」，認為只有人丁興旺，家業才能興旺，人們企盼擁有數代同堂、兒孫繞膝的大家庭，而一切足以造成大家庭的辦法，諸如早婚、多妻、納妾等在人們心中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建立在家庭之上的宗族，也因人多而勢眾。

  如前所述，在日本人的觀念中，家實際上是超血緣的存在，由配偶關係和血緣關係結成的人的群體僅僅是家的具體體現而已，而縱式的、連續存在的家要比生活在家中的具體成員更為重要。儘管中國儒家「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說教同樣為日本人接受，但人們更多考慮的是家的利益和實際需要，而不是像中國人那樣單純強調「人丁興旺」「多子多福」。在人們的觀念是，一個人不需要一大堆子女以求得經濟保障和傳宗接代。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家庭不但不是寶貴財富，反而是個累贅。所以，就生育順序與子女數量說來說，「一姬兩太郎」（意為一個女孩兩個男孩）曾經是日本人最理想的生育模式。在農村一些地方，曾經長期流行著「一是賣，二是留，三是防止夭後愁」這樣的順口溜。意思是說，嫁出去的女兒等於是賣給人家的，在出嫁前還可以幫助家裡做家務，所以，第一胎最好生女孩；從家的繼承考慮，第二胎最好生男孩，但是，僅生一個男孩又怕不保險，為防止長子夭折，則還要生一個男孩。孩子再多，不僅於家業無益，還將帶來生活上的沉重負擔。因此，在人們還不懂得節制生育的封建社會乃至近代初期，強制流產（比如電視連續劇《阿信》中就有阿信懷孕的母親在隆冬季節泡在冰冷的河水中，以期墮胎的情節）或溺嬰等現象便時有發生。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馬爾薩斯人口論出現之前，日本人就對人口加以控制了。[6]早在室町幕府時期，一些耶穌會士就曾指出這樣一種現象：人們「不可思議地虐待子女，說孩子多沒有必要，維持家族有一人或兩人足矣，故把孩子於幼小時殺之」[7]。到江戶時代，墮胎、溺嬰、棄嬰幾乎是全國的普遍現象。普通百姓不論生幾胎，而最終成人者只有二三人，導致人口下降。比如，會津藩若松町在1697年（元祿十年）有人口20700多人，到1746年（延享三年）下降至16700人。雖每年出生人口約300人，但墮胎、殺嬰數卻是這個數字的一倍。[8]這種人為的人口限制是江戶時代中後期人口停滯的主要原因。殺害嬰孩是違反人類本性的行為，「但事實卻告訴我們，只要殺害嬰孩在經濟上是有益的，人們就會非常情願地去幹這件事」[9]。當時，墮胎、溺嬰與棄嬰行為不僅在農民百姓中普遍存在，即使武士家庭和較為富裕的町人家庭中也有這種情況。這就說明，百姓生活貧困只是「經濟上的原因」之一，而家的利益的需要則是最根本的原因。中國歷史上雖不乏因生活貧困而賣兒鬻女的現象，卻不曾有日本歷史上那種全國普遍性的墮胎、溺嬰、棄嬰現象。如果日本人的家庭有兄弟三人，老大、老二都有男孩，而唯有老三無子，他決不會像中國人那樣惶惶不可終日，因為老大、老二都有男孩，已經有人延續家庭血脈，至於他個人，有後無後都無關緊要。實際上，直到戰前，日本人家庭中長子以外男性成員有許多人終身不娶。中日兩國的這種不同，歸根結底，是不同的家族觀念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