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國民性看日本的社會秩序

  本文所談的日本社會秩序穩定，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社會秩序穩定不等於社會沒有矛盾，事實上，即使在號稱「300年太平」的江戶時代，也曾有大小約3000件的百姓「一揆」發生。[16]一個社會處於有序狀態，不僅表現為一定社會結構的相對穩定，各種社會規範得以正常施行和維護，還表現為把無序和衝突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這就需要社會組織利用社會規範對其成員的社會行為進行約束，即所謂的「社會控制」。然而，不同社會成員因其社會化程度、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對社會控制的接受能力或曰個人約束力也表現出明顯的不同，在同樣的社會規範和控制手段下，個體所表現出來的行為也是不盡相同的。

  由人和人群組成的社會，社會秩序穩定與否，在經濟是否發展，社會分配是否公平，社會管理是否到位等這些「硬體」後面，必定還有無形的「軟實力」，這就是國民性在起作用。這種在一個國家的民眾中居於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規範的國民性，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日本歷史上存在千百年的制度，既有長處也有短處，在此基礎上形成國民性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性，我們可以不予認同，但是應該加深了解。

  1.老生常談的「集團主義」

  如前所述，在日本歷史上長期的共同體社會中，不僅形成了高效的組織形式，也培育了日本人的合作意識與集團主義精神，從而確保了集團秩序的穩定性。經過現代化的衝擊，本來源自農村社會的組織形式與集團主義精神不僅沒有褪色，反而進一步在城市與企業中紮根。在企業、職場中有高度組織性，在現實生活上恪守「不給別人添麻煩」「和大家一樣」的原則，其背後體現了嚴格的自律意識。「3·11」特大地震後，中國媒體曾發出這樣的評論：「在遭遇這麼嚴重災難面前，日本這個民族在整個疏導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秩序井然和沉著冷靜幾乎可以平復災難帶來的恐慌，讓人內心始終充滿了某種安全感。」[17]這種自律同樣表現在政治生活中，「你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但是你不能給社會添麻煩」，有媒體人認為，這種「社會民主行為的遊戲規則」，「註定這一個國家不可能發生暴力革命」。[18]這是對日本社會深入了解後得出的結論。

  2.社會需要各安其分的精神

  社會秩序的穩定體現在民眾按照一定的社會規範行事。源自中國的士農工商職業劃分在日本被制度化為「四民」身份制度，社會沒有流動。福澤諭吉批判等級制度帶來的結果，從宏觀來說「日本人缺少普通人類所具有的朝氣而沉溺於停滯不動的深淵中」，從具體來說「日本在德川統治250年間極少有人敢於創造偉大事業」。[19]但是不能不承認，身份等級制度對日本社會秩序的影響極其深刻。在傳統社會，在作為庶民的農民、商人中流行的價值觀是「手握留有父母手印的鋤鍬，在踏滿父母足跡的園圃中耕耘，是最可貴的農夫；拈父母指痕尚存的算盤，操父母筆跡猶在的簿札，是最幸福的商人」。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家業永續」觀念，更讓「各安其分」精神得到有效發揮。

  在當今日本社會，身份、等級制度早已泯滅了，但身份、等級意識仍然頑強存在。在各個職場，人們按年齡、輩分、地位的不同採取不同的接觸方式。江戶時代商家經營中已經產生的「終身僱傭制」仍然是許多企業尤其是大企業起主導作用的僱傭形態。帶有明顯等級制度色彩的「終身僱傭制」及與其相應的「年功序列工資制」得以存在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靠人們遵守「各安其份」的原則，在各自的崗位上勤奮工作，企業減少了競爭與內耗，社會秩序得以保持穩定，整個社會保持著較高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由身份秩序產生的「安分守己」精神，對日本人的擇業觀有著直接的影響。在一個多元化社會，需要各行各業的人才。人們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腳踏實地地去選擇職業，而不是不合實際的追求所謂遠大理想。在工作中，勤奮敬業，把「跳槽」降到最低，這是整個社會秩序穩定的現實基礎。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國際學界普遍認為日本式經營已走到盡頭，認為只有採用美國式或中國式的有個性創造的運作才能使日本走出低谷。筆者認為，從日本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來看，西方化與中國化都難以拯救日本，而在「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傳統秩序與傳統觀念基礎上，發揮個人的創造力，才能再現日本的活力。

  3.不可忽視的貴族文化與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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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貴族是沒落和反動的代名詞，人們對於貴族（尤其是日本的貴族）這一概念，也有許多誤讀：對貴族的理解發生偏差，把貴族等同於擁有財富的「大款」；只知歐洲有貴族，而不知亞洲國家日本貴族的存在遠比歐洲貴族久遠，其文化貢獻也遠在歐洲貴族之上。在日本歷史上，公家貴族在近700年的幕府統治中瀕於衰落，其貢獻被武士遮掩掉；由於武家是黷武之人，所以被從貴族隊伍中排除出去。諸多誤讀，歸根結底在於在沒有貴族傳統的社會環境裡，無法認知什麼是貴族，並且缺乏對日本歷史的深入了解。

  考察日本歷史，至少可以有幾點認識：（1）日本歷史與貴族制度相伴始終，從古代豪族，到律令時代的公家貴族，再到幕府時代的軍事貴族，不同時期由不同的貴族主宰歷史，即使經歷了明治維新以後的社會變革，仍有近代新貴族——「華族」作為「皇室的藩屏」而高高在上地存在。這種社會結構決定了其社會秩序的特點，即上層社會的動盪對下層社會影響有限，不至於造成大規模的無法控制的全民暴動，這也是本文所說日本社會秩序相對穩定的根源之所在。（2）貴族的根本屬性是血統而不是財富。公家貴族不少人在幕府時代生活貧困，寒酸不堪，甚至不如下級武士，更不如自給自足的農民。在近代華族中，有經濟實力的只是一部分舊大名華族。曾擔任昭和天皇東宮侍從的伯爵甘露寺慶長曾回憶說他「俸祿很低，只相當於大名的足輕而已，簡直難以想像，所以一直過著簡樸的生活」[20]。（3）貴族的精神是可以培養的，這一點可以從武士的貴族化中得到驗證。武士在掌權之初大多粗俗野蠻，在成為統治階級後，開始注重文化教育及個人修養，尤其在江戶時代，許多武士潛心研究學問，成為儒學、國學、蘭學、西學的學問家。

  當然，談日本貴族的文化教養，並不是對貴族加以歌頌，只是認為人們對貴族應該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基於血統、門第和強權的因素，決定了貴族在一定歷史階段居統治地位，也在文化教養上處於優勢。對於貴族，人們應該批判的是他們製造的社會不公與罪惡，而應肯定其文化上的貢獻。貴族的文化教養本來是由貴族創造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社會共同的財富。經過戰後民主改革，貴族已不復存在，但貴族崇尚知識與教養，注重禮儀與名譽，嚴於自律等精神已經被繼承下來，成為日本國民性中的一部分。歷史給人們的啟發是，積聚財富可以在短時間完成，而貴族精神與氣質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

  一個國家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建立，不僅是物質的問題和經濟的問題，還是人文的問題。深入了解日本歷史及日本的國民性，才能了解為何日本在社會秩序穩定方面屬於做得好的國家之一。還是那句話，對日本的國民性，我們可以不予認同，但起碼不能忽視。

  注釋

  [1]本尼迪克特：《菊與刀》，呂萬和等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40頁。

  [2]「村八分」：日本的村落中對破壞秩序者進行的制裁。即在村落生活的冠、婚、葬、祭、蓋房、火災、疾病、水災、旅行、生育等十件重要事情中，除了協助埋葬及滅火（置之不理的話會造成對他人的困擾），剩下的八件事情則完全不與破壞秩序者進行交流及協助。

  [3]大石慎三郎等：《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築摩書房，1986年，199頁。

  [4]《養老老令·戶令》規定：「凡戶皆五家為保，一人為長，以相檢察，勿造非偽，如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內之人所行詣，並語同保知，凡戶逃走者，令五保追訪。」

  [5]中根千枝著、陳真譯：《日本社會》，第31頁。

  [6]《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倭人條。

  [7]《日本書紀》天武天皇紀13年條。

  [8]賴肖爾著、孟勝德等譯：《日本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第168頁。

  [9]中村吉治：《體系日本史叢書 社會史Ⅱ》，山川出版社，1981年，第2頁。

  [10]橋本政宣：《近世公家社會の的研究》，吉川弘文館，2002年，第41頁。

  [11]西川如見：《町人囊》，中村幸彥等校註：《日本思想大系59近世町人思想》，第88頁。

  [12]福沢諭吉：《國會的前途》、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第6卷，岩波書店，1959年，第45頁。

  [13]福沢諭吉：《舊藩情》、富田正文等編：《第12卷，第42頁。

  [14]本尼迪克特著、呂萬和等譯：《菊與刀》，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31、34頁。

  [15]大石慎三郎等：《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第4頁。

  [16]大石慎三郎等：《江戸時代と近代化》，第79頁。

  [17]宗禾：《鎮定守序凸顯日本國民韌性，萬人走回家如巨大無聲電影》，2011年3月14日《廣州日報》。

  [18]徐靜波：《品位日本·日本人如何組織示威遊行？》，。

  [19]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第156-157頁。

  [20]金沢誠等：《華族——明治百年の側面史》，講談社，1968年，第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