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富豪家憲中的節儉

  家訓本來是封建時代的產物。明治維新後，武士階級退出歷史舞台，武家家訓也隨之結束了歷史使命。隨著等級制度的廢除，平民從此摘掉了「二等公民」的帽子，於是商人轉而經營新型工廠、企業，成為國家「文明開化」政策合作者，也有大批敢於冒險、具有經營意識的人才乘明治維新風雲而發跡，故明治時期是日本富豪輩出的時代。由於近代日本企業有相當一部分是江戶時代商家的延續，即使是明治維新後建立的新企業，也無不是在「家」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於是家訓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有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像三井、住友、鴻池那樣的老字號企業保持了舊有家訓延續性，在修改時注入了近代的思想內容；而新興企業如三菱、安田、澀澤財閥則是在企業規模大定之後制定家訓，以作為家族成員和企業之約束。

  近代日本的很多富豪繼承了近世武士與商人的節儉傳統，雖然他們擁有巨額資產，但仍然諄諄告誡家人保持節儉的美德。如：

  勤儉持身，慈惠待人。（《岩崎家家憲》）

  勤儉二字乃祖先的嚴訓，應服膺並發揮其功德。（《本間家家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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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驕奢，發揚質素勤儉的美德。（茂木家家憲）

  一家的經濟以收入之八分營之，餘下二分蓄積蘊養，可防困蹶。（《繁田家家憲》）

  勤為富之本，儉乃富之源。（《向井家家內諭示記》）[9]

  在有關的歷史記載中，可以看到很多近代富豪的節儉美談。如安田財閥的創始人安田善次郎（1838—1921）就是一個代表。他曾當過六年丁稚（學徒），從赤手空拳開始創業，在幕末維新的混亂之中，因從事金融兌換業積累了財富，僅僅幾十年時間就確定了其四大財閥之一的地位。安田善次郎終身躬行勤勉與儉約，以「勤儉堂松翁」自稱，即使成為財界大亨，也自覺過著簡樸的生活。如乘火車外出旅遊，一般都坐普通車廂。在銀行工作時，與員工一起在食堂共同用餐。每逢祝、慶典，也儘量節省經費。在家庭生活中，通過家訓做出規定，不論是家長還是夫人、孩子，每年的生活費都規定一定的預算，每人的支出決不許超標。安田善次郎倡導的「勤儉儲蓄談」被作為安田銀行員工的座右銘。其中談道：「提到勤儉儲蓄，有人認為僅是節約蓄錢，實則不然。所謂勤儉，乃勤勉節約之意，換言之，乃『勤於業務，節省冗費』之謂也。勤為積極之語，進取也；儉乃消極之語，保守也，是故二者相輔始見其效。余教諸子曰：勤則儉生，儉則勤生。」有些人不理解安田善次郎的做法，說他是「吝嗇漢」。而他堅持該省則省，該花就花的原則，一方面厲行節儉，一方面熱心於慈善事業，捐資興建著名的東京大學安田講堂和日比谷公會堂就是其典型的善舉。

  曾經讀過一本名為《一個明治人的生活史》[10]的書，寫的是明治時期神奈川縣高座郡的地主相澤菊太郎的日常生活。他只是一個較為富裕的農民，過的是普通的生活。他讓人別有稱道之處，一是從19歲開始，直到96歲去世前10天，長達78年記日記一日不落。二是從1892年開始到1957年，每天都詳細記載全家的財務收支情況，留下了長達66年的《金銀出入帳》。而寫日記和記帳的用紙，有的是利用報紙夾帶GG的背面，有的是不用的帳簿，都被整整齊齊地訂成本子。僅這一點，足以窺其主人的細緻與節儉。

  能否做到節儉，一家之長的表率作用是關鍵。故近代家訓中不乏對家長行為的規定。以發明清酒而聞名的關西富豪鴻池家就有嚴格限制家長奢侈浪費的實例。有一天，第十代鴻池善右衛門獨自一人駕著馬車到大阪繁華商業區心齋橋。平素不大出門的他被路旁店頭擺設的商品吸引，於是走進一家商店，買了很多自己喜歡的東西。一結帳，共計350日元，可當時他口袋裡只有區區30餘元。按家族規定，家族成員每月只有為數不多的零花錢，即使是家長也不例外。於是商定讓店家事後到鴻池府上去取。鴻池善右衛門回家後不久，店家用車載著所購商品送到鴻池府邸，並請求付款。沒想到遭到帳房管家的拒絕：「鴻池家從祖上就制定了極其嚴格的家法，即使是家長買了用於遊玩的商品，如果超過規定的額度，也決不能付款。」任憑鴻池善右衛門怎樣哀求，管家就是不答應，只好眼睜睜看著商人把送到家的東西又拉了回去。[11]這位家長後來仍然不思進取，寫俳句，好風流，不僅影響了家業經營，也損害了自身的健康。鴻池家經過集體決定，對其予以罷免。

  一家之興亡在於子孫，人是延續家業的根本。以家訓告誡人們奉行節儉，意在讓節儉之風代代相傳，故教育子女也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被譽為「日本近代實業界之父」的澀澤榮一在1891年親自製定了《澀澤家家訓》，其中除「勤與儉乃創業之良圖，守成之基礎，應堅守之，不驕不怠」，「冠婚葬祭的儀式招待等事，應力避華美之風，而依其身份質素從之」的節儉之訓外，還基於「子弟教育關係到同族家道之盛衰，故同族之父母尤要慎重待之，教育之事不可忽視」的認識，專設「教育子弟之法」[12]，其中有多條涉及節儉。例如：

  凡子弟幼少之時，要使其知世間之艱苦，養成獨立生存精神，且男子外出時儘量步行，以保障其身體的健康；

  子弟達十歲以上，雖可給予少量金錢作零花錢，但要嚴格按其身份定其額，以此喚起其對生計的關注；

  不可讓子弟讀下流書籍，接觸鄙猥之事物，也不得接近藝妓藝人；

  凡男子至成年之前，要與成人區別對待，衣著必穿棉服，器具類以質素為主，唯女子外出或接待客人時方可穿絹織衣物。

  澀澤榮一創立了第一國立銀行，一生參與近500家企業的創立與經營，是近代日本傑出的企業家。如此巨額財富的創造者與擁有者，卻能儉約傳家，教子有方，堪稱日本近代富豪的楷模，《澀澤家家訓》也因此在近代日本家憲中頗具典型性與影響力。

  2000年，筆者在日本工作期間參觀了位於新潟的北方文化博物館。這家博物館又稱「豪農之館」，本是江戶至明治時期大地主兼商人伊藤家的宅邸。傳統的日式建築，寬廣的庭院，無聲地訴說著其主人昔日的輝煌。最令我有感觸的是在大客廳顯著位置的「床之間」（壁龕）處，赫然掛著一幅大約3米長的巨大畫軸，上面工整地寫著唐代李紳的《憫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根據題款得知，該幅字寫於明治24年（1891年），正是伊藤家最興旺的時期，擁有水田旱田近1400町步，號稱越後地區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從書法角度來看，這個字幅很欠功力，相信伊藤家張貼如此巨幅字畫，絕不是附庸風雅，而是以此提醒家人，時時刻刻不忘節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