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億總動員」與戰爭責任

  應該說，在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中，生活在「軍國家庭」與「一億總動員」氛圍中的日本國民也是戰爭受害者，但他們又毫無保留地支持和參與了戰爭，客觀上成為侵略的幫凶。日本何以能夠動員全體家庭和國民，實現「舉國一致」？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軍國主義政權利用了國民在家族和集團社會中培養起來的唯命是從的精神。日本人具有強烈的集團性特徵，一個集團的全體成員在感情上相互依賴，在行動上休戚與共。這種集團主義不是學校的教科書教出來的，也不是在戰爭中靠一時的宣傳提倡突然產生的，而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悠久的傳統。除了島國的地理環境及災害頻發促使日本比其他民族具有更強的危機意識，需要同舟共濟之外，日本人自古以來就生活在共同體社會——家族共同體、村落共同體當中，養成了服從集體的性格。因為他們深知，一旦違背共同體規則，將面對來自集體的孤立，並難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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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外侵略戰爭中，傳統的家族制度與家族倫理被用來作為國民意識形態統治的工具，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軍國主義政權大力宣傳日本是一個家族國家，把天皇與國民的關係比作父子關係及本家與分家的關係，形成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把政治權力與父母對兒女的支配權等量齊觀的家族國家體制。這種宣傳的目的，無非是要求國民像子女服侍父母及分家服從本家那樣服從天皇的統治，以作為天皇的子孫的虔誠，把積極支持戰爭化作忠君愛國的實際行動。這種動員達於千家萬戶，老弱婦孺。可以說，沒有「軍國家庭」總動員，就無法實現「一億總動員」。

  長期的家族主義、集團主義傳統，形成了日本高效的組織形式，也使整個社會「像一塊花崗岩一樣結合在一起」[14]。集團主義是把雙刃劍，在有著正確的引導、從事正義的事業時會發揮正能量，戰後日本經濟的迅速崛起、面對大地震的井然有序等，都與集團主義有關。而一旦整個國家的主導處於非理性狀態，就會由於大規模的集團行動而造成巨大的破壞。戰前日本軍國主義正是利用了日本人的集團主義精神，使戰爭動員達於老弱婦孺，煽起舉國上下的戰爭狂熱。

  集團主義能把個人的力量放大。集團主義的特點是，個體的力量微不足道，形成集體就非常強勢。常有人說，「一個日本人是條蟲，一群日本人就是一條龍」。生活在集團社會的日本人在個人單獨行事時都小心翼翼，而一旦形成集團行動便膽大妄為，在本集團內部受到壓抑而產生的競爭和嫉妒心理在對其他集團的關係上可以得到充分釋放，幹壞事時沒有犯罪感。日本人在國內生活中的溫文爾雅和井然有序與在侵略戰爭中的殘忍和野蠻之間的巨大反差就是最好的例證。在侵略戰爭中，「一億總動員」「一億火球」「一億總玉碎」（所謂一億實際上是在本國7000萬人之外加上殖民地朝鮮等的人口）之類的口號相繼出台，都是不遺餘力地進行全民總動員，由此使得「小」日本擁有了「大」能量，將侵略的戰火燃遍中國及東亞、東南亞各國，給這些國家帶來深重的災難和難以估量的生命、財產的損失。

  集團主義又能把集體的責任縮小。在侵略戰爭中，對被侵略國家的欺凌、虐殺，既是執行上級命令，又要表現得與大家都一樣，於是形成了集體無責任。許多日本人至今不能對當年的侵略戰爭深刻反省的原因，就是認為沒有明確的戰爭責任者，即大家都有錯，戰爭責任應該由全體日本國民承擔。「無論是香菸鋪的老闆娘還是東條首相，都有一億分之一的責任。」[15]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事實上近乎零，大家都有責任，就等於誰也沒有責任。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戰後初期首相東久邇稔彥又習慣性地拋出「一億總懺悔」的口號，以表面上的「全民有罪論」，實際上的「全民無罪論」掩蓋天皇與戰犯的戰爭責任。20世紀50年代，就有人批評「一億總懺悔」的口號是「一億白痴化」。如今我們討論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或許把「一億白痴化」用於侵略戰爭時期的日本人更為合適。這裡所說的「白痴」是指當時的人們無條件追隨權威，沒有理性思維，缺乏批判與反省。一個人被邪惡蒙蔽能幹出蠢事，一個民族被一種信念驅使，群體便會瘋狂。有了這支龐大的忠孝群體作為社會基礎，日本軍國主義政權才得以暢行無阻地推行對外侵略政策。